考成法不是皇帝临时想出来的，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
从三本账簿的设计，到逐月检查、半年稽查、年终汇总的制度安排，到六科和六部互相制衡的权力结构——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精心设计的。
这不是在立规矩，这是在改革。改革大明的官场生态，改革文官集团的生存方式。
从今以后，想在官场上混日子，不行了；想靠关系升迁，不行了；想什么都不干等着熬资历，不行了。
你想当官，你得干活；你想升迁，你得干好活；你想在御前露脸，你得干出实绩。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直接，就这么残酷。
焦芳睁开眼睛，目光落在轿顶的绸布上。绸布是大红色的，绣着暗纹的云蝠图案，在昏暗的光线中看不清纹路，只觉着一片模糊的红。
他在想——自己还能在这个位子上坐多久？
皇帝把他留在吏部尚书的位置上，不是因为他有多大的才能，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品德，是因为他有用。
他熟悉吏部的运作，他了解文官集团的底细，他在朝中有足够的人脉和威望，能够压得住场面。
他是皇帝手里的一把刀，一把用来砍向文官集团、用来推行考成法的刀。
皇帝用他，不是因为他忠诚，是因为他好用。好用就用，不好用就换。换一个更好用的，甚至换一把更快的刀。
焦芳忽然笑了一下。
那笑容里，没有欢喜，没有得意，只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自嘲，是无奈，还是一种“我早就知道会这样”的了然。
他在吏部做了这么多年，见过太多人被皇帝弃如敝履。
那些曾经权倾朝野的大臣，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那些曾经以为自己是皇帝不可或缺的股肱之臣的人——最后，不都被像扔垃圾一样扔了出去？
如此前的刘健、谢迁、李东阳，他们是先帝的顾命大臣，是先帝最信任的人，是朝堂上最有权势的三个人。
但皇帝要动他们，一刻钟都没有犹豫。
他焦芳算什么东西？也配觉得自己不可或缺？
轿子在吏部门前停了下来。
焦芳深吸一口气，整了整衣冠，掀开轿帘，走了出去。
吏部衙门的匾额在冬日午后的阳光下泛着暗金色的光，“吏部”两个大字，笔力遒劲，是太祖皇帝亲笔所书。
他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从来没有觉得这两个字这么沉重过。
“大人——”门口值守的书吏迎上来，躬身行礼。
焦芳没有看他，径直走进了衙门。
他的步伐很稳，背脊挺得很直，脸上的表情平静得像一面没有波澜的湖水。
没有人看得出他刚才在轿子里想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他的心里有多少恐惧和不安。
他走进签押房，关上门，在书案后面坐下。
案上堆着厚厚一叠公文，有各省送上来的官员考核清册，有各部诸司报上来的缺额统计，有吏部文选司、考功司拟定的升迁名单。
他一份一份地拿起来，看一眼，放下，再拿起来，再看一眼，再放下。看不进去，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他的脑子里全是考成法。
三本账簿，逐月检查，半年稽查，皇帝御览。
吏部作为考成法的总牵头衙门，他焦芳作为吏部尚书，是第一责任人。
如果考成法推行不下去，皇帝第一个找他。
如果考成法推行了但效果不好，皇帝也第一个找他。
如果考成法推行过程中出了乱子，皇帝还是第一个找他。
他是那个站在最前面的人，是那个替皇帝挡住所有子弹的人，是那个成功了功劳归皇帝、失败了罪过归自己的人。
焦芳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那口气叹得很深，很深，像是要把肺里所有的空气都吐出来。
然后他睁开眼睛，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下了一行字——“谨奉上意，不敢有违。”
写完之后，他看着那行字，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轻轻笑了一声，那笑声里没有欢喜，只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自嘲，是无奈，还是认命。
他把那张纸折好，塞进袖子里，然后拿起桌上最厚的那份公文，翻开第一页，开始看了起来。
......
张昇是最后一个走出奉天殿的。
不是因为他走得慢，是因为他在殿门口站了很久。
他的手里还攥着笏板，攥得紧紧的，指甲嵌进了木头的纹理里，留下几道浅浅的印痕。
他的脸色很不好，像是被什么东西抽走了血色，只留下一层薄薄的、脆弱的皮。
他是礼部尚书，掌天下礼仪、祭祀、科举、藩属。科举，是他手里最重要的权力之一，是礼部最核心的职能，是文官集团存在的基石，是天下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而今天，皇帝在大朝会上说的那些话，把这块基石震得粉碎。
“朕的科举，和以前不一样,朕不要那些只会写四六骈文、只会背圣贤书的书呆子。”
这句话，张昇每回想一次，心里就疼一次。
不要那些只会写四六骈文、只会背圣贤书的书呆子。
四六骈文，从科举施行到如今，一千多年了。
这是中国文章的正统，是读书人最基本的修养，是衡量一个人有没有才学的标准。
骈文写得好，说明你有文采，有才情，有学问。
这是天下人都认可的，是几百年科举制度检验过的，是无数先贤大儒毕生追求的。
圣贤书，四书五经，从汉朝到如今，一千多年了。
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基石，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读圣贤书，做圣贤事，这是每一个读书人从蒙童开始就被教导的人生目标。
但皇帝说——他不要这些，他不要文采，不要才情，不要学问。他要的是懂经济、懂民生、懂实务的人才。
经济——账目、市场、流通、赋税，这些不是四书五经里教的，不是圣贤书里写的，不是任何一个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学校里学过的。
这些东西，是在衙门里、在账房里、在商场上，跟在师爷后面，一点一点学出来的。
那些真正懂经济的人，是商人，是账房先生，是户部的书吏——不是进士，不是翰林，不是朝廷命官。
民生——农事、水利、赈灾、教化，这些东西，四书五经里提到过，但只是一笔带过。
真正懂民生的人，是那些在地方上干了十几年的老吏，是那些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的农官，是那些在黄河边上治了几十年水的河工。
不是那些中了进士，在翰林院待了三年，然后下放到县里做知县的“新鲜出炉”的官员。
实务——刑名、工程、漕运、边务，这些东西，更是圣贤书里没有的。
刑名，你得懂律法，懂人情，懂断案；工程，你得懂图纸，懂材料，懂施工；漕运，你得懂水文，懂船只，懂调度；边务，你得懂军事，懂地理，懂民族。
这些，哪一个是在四书五经里能学到的？
皇帝要的，根本就不是科举培养出来的人才，皇帝要的，是另一批人，一批和传统士大夫完全不同的人。
这些人，不需要会写四六骈文，不需要会背圣贤书，不需要懂什么“之乎者也”。
他们需要懂的是账目、市场、水利、工程、律法、军事——是实打实的、能解决问题的、能干活的本事。
张昇想到这里，忽然觉得一阵眩晕。
他扶着殿门的门框，稳了稳自己的身体，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冷风灌进肺里，刺得他喉咙发疼，但他顾不上这些。
他在想——那些寒窗苦读十几年的士子，怎么办？
那些把一辈子都押在科举上的读书人，怎么办？
那些靠教书为生的老秀才，怎么办？
他们从五六岁开始启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七八岁开始学《四书》，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十几岁开始学《五经》，钻研《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二十几岁开始练八股，学写四六骈文，一篇一篇地练，一遍一遍地改，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
他们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圣贤书。
他们放弃了多少玩乐的时间，拒绝了多少诱惑，忍受了多少寂寞和孤独。
他们以为，只要考中进士，就能光宗耀祖，就能出人头地，就能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
但现在，皇帝说——朕不要你们了。
朕不要只会写文章的书呆子。朕要的是懂经济、懂民生、懂实务的人才。
那他们怎么办？
张昇的眼眶忽然有些发红，不是因为同情，是因为恐惧。
他和那些士子一样，也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
他也是寒窗苦读十几年，也是从秀才到举人到进士，也是一步一步熬过来的。
他也会写四六骈文，他也会背圣贤书，他也是“只会写文章”的人。
皇帝说不要那些“书呆子”，那他张昇，算不算一个“书呆子”？
他自认为不是，他在礼部做了几十年官，经手的礼仪、祭祀、科举、藩属事务不计其数。
他懂实务，他会做事，他不是那种只会写文章不会干活的废物。
但他懂经济吗？懂民生吗？懂水利、工程、刑名、漕运、边务吗？
不懂。
他是礼部尚书，他管的是礼仪、祭祀、科举、藩属。他不需要懂经济，不需要懂民生，不需要懂水利工程。他只需要懂礼制、懂仪轨、懂规矩就够了。
但皇帝说，往后科举要考这些。考经济，考民生，考实务。
那他这个礼部尚书，连考题都出不了。
因为他自己都不会，怎么出题？怎么阅卷？怎么判断那些士子答得好不好？
张昇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抬起手，用袖子擦了擦，但那汗珠像是擦不完似的，擦了又冒出来，擦了又冒出来。
他想起了皇帝说的另一句话——“往后恩科的考题，朕要改。不再只是经义、策论，还要考实务——农政、水利、赋税、刑名、边防。”
经义、策论还在，但多了实务。
实务占多少比重？三成？五成？还是七成？他不知道，皇帝没说。
但不管占多少比重，实务的出现，都会彻底改变科举的游戏规则。
他只知道——从今天起，天下读书人的命运，被改写了。
而他张昇，作为礼部尚书，作为主管科举的最高官员，将站在风口浪尖上，承受来自全天下的骂声。
士子们会骂他——“张昇无能，让皇帝改了科举！”
读书人会骂他——“张昇误国，毁了圣贤之道！”
天下人会骂他——“张昇是奸臣，是佞臣，是儒家文臣的叛徒！”
他有口难辩，也无法辩。
张昇站在奉天殿门口，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迈开步子，一步一步地走下台阶，靴子踩在金砖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他的步伐比来时慢了许多，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轻飘飘的，没有着力点。他的脑子里很乱，像是有一万只苍蝇在嗡嗡地叫，怎么都赶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