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元年正月初十的大朝会散后，午时的阳光穿过紫禁城厚重的宫墙，在汉白玉的台阶上投下一片惨白的光。
冬日的日头没有温度，照在人身上，只觉着寡淡，像隔了一层什么。
王鏊没有乘轿。
他沿着宫道往外走，步伐不快不慢，和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从奉天殿到午门，这一段路，他走了快三十年。
当年他第一次走进这座宫城的时候，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进士。
那时候他站在丹墀之下，仰望着高高在上的御座，心里想着的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他以为只要皇帝圣明、臣子贤良，天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三十年后，他坐在了户部尚书的位子上，才知道——天下最难办的事，不是打仗，不是治水，不是赈灾，是收税。
而今天，皇帝在大朝会上说的那些话，每一句都像是一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富国富民。”
这四个字，皇帝说得很轻，轻得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但王鏊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脊背上的冷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富国——国家的钱从哪里来？从赋税来。
富民——百姓的钱从哪里来？从土地来，从生意来，从劳动来。
但大明的赋税，早就收不上来了。不是百姓不交，是有太多人不交。
那些士绅，那些乡宦，那些有功名在身的、有背景靠山的、有家族撑腰的——他们有田有地，有铺有产，但他们不交税，或者交很少的税。
他们用各种手段瞒报田产、虚报灾情、贿赂官员，把本该交的税一分一分地省下来，装进自己的口袋。
那些朝中有人、地方有势、靠山硬的家族，一句话，地方官就给他们减免赋税；一个招呼，税吏就不敢去他们家收税。
那些贪污受贿的、克扣军饷的、走私漏税的，把朝廷的银子、百姓的血汗钱，一箱一箱地搬进自己家的库房。
这些人，才是皇帝要动的目标。
但皇帝动他们，不需要自己出面。
皇帝有六军都督府的五十七万大军，有东厂、西厂、锦衣卫，有巡察寺，有监使——皇帝有一百种方法让那些人把钱吐出来。
可他王鏊有什么？
他是户部尚书，正二品，管着天下钱粮赋税。
但他的手底下，能用的人有几个？
王鏊站在宫道上，抬起头，望着头顶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压到人的头顶上。
几只乌鸦从宫墙上飞过，发出“嘎嘎”的叫声，在空旷的宫城里回荡，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凄凉。
他想起了皇帝说的另一句话——“朕还要推行国有经济，凡衣食住行等民生所涉，皆逐渐收归国营。”
盐、铁、茶、马、布、粮、油——这些百姓每天都要用的东西，朝廷来经营，朝廷来定价，朝廷来分配。
这动的不是一家一户的利益，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
沿海的盐商，靠卖盐发了家，家里堆着金山银山。
他们每年给朝中的官员送礼，一送就是几千两、上万两。
他们把持着盐路，垄断着盐价，百姓吃盐贵得吃不起，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把盐收归国营，盐商会怎么做？
他们会拼命的，他们会花钱买通御史，会在朝堂上鼓动同党上疏反对，会在地方上煽动百姓闹事，会写信给他们的靠山，让那些在朝中做高官的亲戚朋友出面说情。
他们会用尽一切办法，把这件事搅黄。
还有茶——江南的茶商，福建的茶商，他们做了几百年的茶叶生意，从朝廷手里拿到了茶引，把茶叶运到边疆，换回马匹，换回银子。
把茶收归国营，他们怎么办？他们的生意怎么做？他们的家业怎么保？
铁就更不用说了，军器、农具、炊具——哪一样离得开铁？那些铁矿主、铁器商，哪个不是和地方官勾勾搭搭？哪个不是有靠山、有背景？
王鏊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个画面——朝堂上，御史们一个接一个地上疏弹劾他。
地方上，士绅们联名上书告他的状。
市面上，商人雇来的地痞流氓在街上闹事，砸了户部的税关，烧了征粮的仓库。
京城里，那些和他称兄道弟的同僚们，一个一个地和他划清界限，避之唯恐不及。
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站在风口浪尖上，四面八方的刀剑都朝他砍过来。
毕竟天下人不敢骂皇帝，因为皇帝是天子，是九五之尊，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骂皇帝，就是大逆不道，就是欺君罔上，就是诛九族。
但他王鏊不一样，他是臣子，是户部尚书，是执行皇帝政策的“具体负责人”。
税没收上来，是他的责任；政策推行不下去，是他的无能；激起民变，是他的过失。皇帝永远是对的，错的一定是他这个办事的人。
王鏊苦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没有欢喜，只有一种说不清的苦涩。
这一刻，他忽然想起了韩文。
他王鏊，会步韩文的后尘吗？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从今天起，他站在了一条最窄、最险、最让人胆战心惊的路上。往前走，是万丈深渊；往后退，是皇帝手里的刀。
他的脚步又动了起来，继续往前走。靴子踩在金砖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一下一下，像是在丈量着他还能走多远。
午门到了。
王鏊站在午门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冷风灌进肺里，刺得他咳嗽了两声。
他回头看了一眼紫禁城。
红墙黄瓦，巍峨壮丽，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冷冷的光。他看了快三十年了，从来没有觉得这座宫殿这么陌生过。
“大人——”
身后传来随从小心翼翼的声音。
王鏊没有回头。
“回府。”
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
焦芳走出奉天殿的时候，腿还在发软。
他死死地攥着笏板，指节泛白，青筋暴起。那不是用力，是在发抖，只是他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所以拼命地攥着，用疼痛来掩盖颤抖。
他是吏部尚书，正二品，管着天下文官的选任、考核、升迁、黜陟。
大明两百多个府、一千多个县，从内阁大学士到九品巡检，天下文官的仕途浮沉，都在他吏部的一纸公文里。
以前，他的权力大得吓人。哪个官员该升了，哪个官员该调了，哪个官员该贬了——吏部文选司的笔杆子一落，就是定论。
那些在地方上干了十几年的知府、知县，想进京做官，得先过吏部这一关；那些在朝中做了多年的郎中、员外郎，想升侍郎、尚书，也得先过吏部这一关。
他的门生故旧遍布天下，他的关系网密不透风，他的一句话，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程，也可以毁掉一个人的一生。
但今天，皇帝在大朝会上说的那些话，像一盆冷水，把他从头浇到脚。
“六年、三年才看一眼——朕养的这是官员，还是放养的牛羊？”
这句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当着藩王宗亲的面，当着六军都督府几十位将领的面，清清楚楚地灌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放养的牛羊。
这是皇帝对沿袭了上百年的京察、大计制度的评价。
不是批评，不是质疑，是定性——皇帝把吏部执行了上百年的官员考核制度，直接定性为“放养牛羊”。
那他焦芳是什么？放羊的人。
他管着天下文官的考核，六年一次京察、三年一次大计，这套制度在他手里运行了这么多年。
皇帝说这套制度是笑话，那他就是在制造笑话的人。
皇帝说这套制度是浪费朝廷俸禄，那他就是在浪费朝廷俸禄的人。
皇帝说这套制度是对官员的放养，那他就是在放养官员的人。
焦芳的脚步越来越慢，不是走不动，是不想走。
他不想回吏部衙门，不想看到那些等着他拿主意的郎中、员外郎们，不想面对那些堆积如山的公文和奏报。
考成法。
这三个字，像三块石头，压在他心口上。
“立限责事，以事责人，务责实效”——十二个字，皇帝说得很轻，但焦芳知道，这十二个字，每一笔每一划都蘸着血。
“朝廷各部诸司，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
三本账簿。
第一本，各部诸司留底，逐月检查。第二本，送六科，每半年稽查一次。第三本，呈皇帝御览。
这不是在立规矩，这是在织网。
一张密不透风的、把每一个官员都裹在里面的网。
你在哪个衙门，做什么官，管什么事，每件事的期限是多久，什么时候完成，完成得怎么样——全部登记在册，逐月检查，逐级上报，最后全部归到皇帝的御案上。
没有死角，没有遗漏，没有例外。
你做完了，登记在册。
你做不完，如实申报。
你不如实申报，六科稽查出来，弹劾你。
你敷衍了事，皇帝御览的时候看到，问责你。
你什么都不做，三本账簿上干干净净，那就是在告诉皇帝——我懒政，我怠工，我吃白饭。
焦芳可以想象，考成法一旦推行下去，会是什么样子。
吏部衙门里，那些平日里喝茶、看报、聊闲天的郎中们，再也不能悠闲了。
他们手头有多少件事？
每件事的期限是多久？
到期完成了没有？
完成为什么没完成？
每一项都要登记，每一项都要记录，每一项都要有个说法。
六科的那些给事中们，再也不能和六部的人称兄道弟了。
他们必须稽查，必须发现问题，必须上报。
因为如果他们不查，或者查了不报，皇帝问起来，他们就是包庇，就是失职，就是和六部同流合污。
他焦芳，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在升迁考核的时候，给自己的门生故旧行个方便了。
因为每一件事都有记录，每一个人的成绩都在账簿上，皇帝御览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人的考成账簿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干，凭什么升迁？
焦芳忽然觉得一阵寒意从脊背升起，不是冷，是怕。
他想起自己在吏部这么多年，做过的那些事——帮过谁，压过谁，提拔过谁，打压过谁——那些事，有些是凭公心，有些是凭私心，有些是凭人情，有些是凭利益。
但不管凭的是什么，考成法一推行，那些凭私心、凭人情、凭利益做的事，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因为账簿上会写得很清楚——某人某年某月，做了什么事，花了多长时间，完成得怎么样。
账簿上的记录，和实际做的事，对得上吗？和他在吏部公文上写的，对得上吗？
对不上怎么办？
焦芳不敢想。
他加快了脚步，几乎是逃一样地走出了宫门。
轿子等在宫门外，轿夫们看到尚书大人出来，连忙抬起轿杠。焦芳钻进轿子，放下轿帘，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小的、黑暗的空间里。
轿子开始移动，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焦芳靠在轿壁上，闭着眼睛，脑海里却怎么也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