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说他们连背女娃进医，事迹感人。不过，听说那女娃是你侄女？”
刘玉明大大方方承认：“那又咋，甭管是谁，这是好事？咱也是内举不避亲嘛。”
刘玉明方才醒悟：他这是不想二人当选？
不料贾主任却另有说辞：“别误会，我是说你一个上丰地，又是先进个人，又是先进集体。丰源大队又不是你一家，别的队咋办？”
这样的理由冠冕堂皇，刘玉明哑口无言。他只得放弃了先进个人的名额，以显示自己的觉悟，咱是三代贫农嘛。至于在谁代表先进集体上台发言的问题上，贾主任一再敲打：“谁去都行，除了陈西安，罗小江，还有辛妹妹。”
当着贾主任的面，刘玉明十分温顺，但是开会发言那天，陈西安却上了台。他声情并茂地代表知青小组介绍了接受再教育的体会，表示了一辈子扎根农村的决心，贾主任生气地转过头，瞪了一眼后排的刘玉明，刘玉明却故意和身旁的人谝闲，装作没看见。生气归生气，当热烈的掌声把陈西安送下台时，贾主任的脸上还是露出得意的笑容：是嘛，有正确的领导，才有先进的成绩，陈西安不是在发言中讲得很清楚嘛。“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他贾主任不就是上级嘛。
和贾主任一样，刘玉明也十分得意。“知青先进集体，达的？上丰地，我就是队长嘛！”
的确，刘玉明一年多来没少为知青操心出力，从盘灶到盖房，从派活儿到评工分，从磨面，窝醋到如何从几十丈的井里打水，栓桶，真是心贴心，手把手。刘玉明真切感受到了学生娃的进步，他们干活越来越麻利，越来越像农民，尤其是那几个家庭背景有问题的知青，他开始怀疑：教育啥？本来就是乖娃娃嘛！
不知不觉中，刘玉明已经放下了对知青们的提防和怀疑，把他们也当成村里的一员了。有几次。贾主任问到村里有啥新动向，刘玉明信誓旦旦保证：“好着哩。一粲是乖娃。”
夏忙完毕，地里的西瓜也长得碗口大了，为了防止人头和猪羊糟蹋，队里在地头搭起了瓜庵子。这瓜庵子高近三米，呈三角形，尖顶为一横木，与两边的圆木捆扎，下端分开，上覆麦草，以防日晒雨淋，在齐腰处还铺了一个床板，便于瞭望和休息。看瓜者一天二十四小时吃住在此，直到瓜熟开园。此时，知青们多已肩扛手提着新麦磨的面粉回省城探亲，只有陈西安，罗小江和辛妹妹留了下来。于是，两个男娃被派去看瓜，辛妹妹则负责做饭。刘玉明作为队长少不了要抽空巡查。他多挑在喝毕汤（陕西俗语,意为吃晚饭）之后，拿上手电筒，哼着“三滴血”中的唱段“刺破手指仔细看，血在盆中不粘连，不粘连”，晃晃悠悠来到瓜地。
这时的地头上，知青们把干树枝烧起来，再把盛满水的小陶罐放入火中。水滚后，放入茯茶。望着翻滚的茶叶，听着咕咕嘟嘟的声响，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谝起闲来：来村里做砖瓦活的“武都”客和谁有暧昧，谁家刚生了娃，谁又为了推磨子和谁打了锤，还有贾主任和谁“熬米汤”，肚子都大了陈西安，罗小江会讲一些历史故事和人物，像秦始皇，戴笠，斯大林，铁托，文天祥，司马迁对于刘玉明来说，这些全都是新鲜的，奇特的，几乎是头一次听说，非常有趣味。有时辛妹妹早已坚持不住，回屋睡觉了，剩下这几个则谝到了天亮。
越偏话越多，他们也不再避讳刘玉明，开始谝起了自己和同学。刘玉明渐渐了解到他们的一些家事：罗小江的父母被关进了“牛棚”，姐弟俩随各自的学校下乡插队。陈西安的父亲被“军管”，好在母亲未受牵连，带着妹妹恓惶度日。辛妹妹的父亲新中国成立前开着省里最大的纺织企业——裕华纱厂，她的姑姑则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少将还跟着少将跑到了台湾，因此，她父亲被戴上了两顶帽子——资本家和美蒋特务，家产被抄没了，辛妹妹的母亲只好在公私合营后的工厂里打扫卫生，以微薄的工资养活女儿和尚未成年的弟弟。说到凄惨处，辛妹妹禁不住哽咽起来，另两个娃也都眼中噙着泪水。
一时间气氛变得悲伤起来，刘玉明也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咋安慰开解，也不知道该说些啥宽心的话，他只是默默地用镰刀机械地剁着脚边拢在一起的死蔓，直到稀烂的绿糊与泥土搅在了一起。他完全没有想到，白天在地里生龙活虎，嬉笑打闹的学生娃们心里压着如此的重负。也许他们的父辈的确是“走资派，”辛妹妹的姑父也的确杀过像自己家庭一样的贫下中农，但是他们的亲属，子女有啥罪？弄得这样家破人亡。生不如死？刘玉明更加可怜起这些娃娃了。他告诉自己，今后要多开导，多关心，至少在上丰地让他们感受到温暖，还是那句话：“爸是爸，娃是娃”
一转眼，又是一个夏忙。
一天，在地里割麦的刘玉明忽然听见有人喊：“爸啊——爸！”
他直起腰，看见已上中学的女儿正领着弟弟拴牢，拉牢在向自己招手。
“啥事？”他没好气地问。
“大队来电话，说让你去哩。”
“还说啥？”
“精明叔来的，他说急哩，我没多问，快些！”
刘玉明扔下镰刀，边走边嘟囔：“难日的，开会也不看看时候，在凉房间品麻（陕西方言，意为舒服，悠闲等），乱胡成哩。”到了刘精明的办公室，他先咕咚咕咚灌下一大碗水。听到是省城工厂来招工。刘玉明不由得笑出声来，忙问啥厂，啥条件。刘精明告诉他，是无线电厂。专招知青。上级叫赶快报名单。刘玉明拿起桌上的笔，一口气写了七个人的姓名。刘精明拿起名单一看，其他四个没什么，就怕陈西安，罗小江，辛妹妹这仨被刷下来，起码贾主任就通不过。刘玉明满不在乎：“甭管他，咱先占上。有啥问题再想方子。”刘精明提醒：“那就耽误了。”他建议先回队上了解一下各人的家庭情况再报不迟，再说还要盖章哩。临走时，刘精明特别交代：“甭急，还有七八天哩。那几个，如果家里有啥变化，最好有个证明。”
刘玉明心领神会，回到队里，把七个知青召集到自己窑里，通报了招工的消息。一时间知青们雀跃欢呼，交头接耳，叽叽喳喳，笑声不断。只有陈西安，罗小江，辛妹妹他们三个除外，听到消息后虽然跟着大家勉强一笑，但旋即沉默。刘玉明示意大家先回去，只把陈西安三个留了下来。陈西安平静地表示：“我不行。我爸还在军管，前一阵还被点了名，说他是大走资派的死党。”他望了望正在低头抠着手指甲的辛妹妹，说：“她也够呛，她爸自杀了，罪名是叛徒，资本家，畏罪自杀，再说她姑姑，姑父还在台湾。小江可能有希望。”罗小江接着说：“前几天接到我母亲来信，说父亲从‘牛棚’出来了，全家去了金盆湾五七干校，说是学习，待审。好像说是人民内部矛盾。”
刘玉明精神一振：“快些打个电报，要个证明，咋样？”罗小江直头：“怕不行，一来，一个待审干部能比能给开证明，还不亮清。二来，即使给办，还不磨蹭几天。寄到队上，起码要半个月。三来私人要求是不行的，要组织出面。”
刘玉明略作思考，说：“组织上出面好办，咱队上派人。不行，我去。只是时间上怕连不上。”他和罗小江立刻仔细地计算起行程。“明儿一早搭班车，晌午到省城，赶下午的火车，晚上到金堡，第二天早上搭班车，晚上到延安，次日搭早上的首班车，晌午就能到金盆湾。下午办事，然后往回赶，紧紧张张六天。就算干校耍啥嘛达，我也会捻弄，打宽一些，七天来回！”罗小江担心，还是超了一天。刘玉明让他把心放到肚里：“名单都写完了，小队的章子也盖了，到了第六天，春花会把名单送到大队，交给文书。证明的事，万一连不上，他会在当地邮局先给大队发个电报，没嘛达。”晚上，辛妹妹给刘玉明送去了八十元钱，说是大家凑得，穷家富路。刘玉明再三推辞，说这一趟是公差，队上可以报的，辛妹妹不由分说，放下钱就飞快地跑了。
刘玉明走后的第五天，罗小江便掐着班车的时间，到公路边等候，虽然他明明知道刘玉明今天不会回来，也许在金堡，也许在省城。第六天仍未见到他的身影。第七天。他彻底绝望了，也许天意如此吧。他闷闷不乐地回到房中，蒙头睡去了。
其实，第四天的晌午，刘玉明便从金盆湾邮电所挂通了刘精明的电话，兴奋地报告了好消息：“拿到了！拿到了！那个政工组的人央的差大。开始不好好写，说正在调查，咋写结论？我问这是敌我矛盾？他哼哼囔囔，半天放不出个屁。我说，既然不是，那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说，那不一样，我问咋不一样，他说，给你说你也不亮清。我一听火了，我不亮清，你说的不是人话，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