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只确认一份？”范成礼问方启荣。
“因为只收到一份成果。”
“其余是否被B.L.席位接收？”
“可能。”
“可能就是有。”
“可能不是有。”方启荣回答，“我以前最爱用可能把两笔钱放一起，现在不能再替你用。”
他确认的那份是二〇〇八年四家权利人地址更新，实际成果十五页，报价与同年市场相近，费用二万七千元尚未支付。工作真实，受益方包括海货贸易行和两个项目。贸易行清算后，按受益比例应承担六千七百五十元，两个项目各承担其余部分。平台没有自动承接，除非服务合同随业务转入。
十七份核了二十三天。
可证明有具体成果、未重复付款的六份，合理服务费合计十一万余元；其中平台直接受益和承接合同的四万三千余元，三家项目与仓储各自承担其余。三份有部分工作，需按实际工时与市场价重算；五份重复或已付款；三份只有B.L.代码和计划，没有执行人、成果或授权。
逾期成本也不能从二〇〇六年第一张收据起统一算。
六张收据已经付清，不产生新本金。六份真实未付款工作只能从各自到期或正式催告时计；越岭有的从未把账单送到有权项目，有的只发给已经停用的B.L.窗口。窗口自动回复“收到”不等于债务人承认金额。
外部会计按不同日期与合同条件重算，合理逾期成本不足三万元。律师费由争议解决安排，不全由青川先付。越岭六十余万元请求，最后有十六万余元获得不同责任主体初步认可，另三份部分工作进入调解，其余不认。
范成礼不接受。
他在中立调解会上说：“没有我们这些年替你们保管、递件和找人，十七份原件早散了。现在你们文件找得差不多，就按每一张小票切我们。”
“保管过多少，拿保管清单。”我说，“递过多少，拿回执。真正做过的，不会因你要多了便一分不给；没有做过的，也不会因你参与过别的事便补给你。”
“那B.L.季度安排是什么？”
“一个没有人员对照的位置码，被你们当成长期客户。”
范成礼说，他们当年多次与不同经办合作，所有人都称第三层，越岭有理由相信是同一项目。
“有理由相信，可以解释你们为何做。”黎真回答，“不能自动证明每项都由同一个付款人授权。”
调解没有当日结束。
越岭握有一项对我们不利的事实：部分成果确实被青川体系使用。三家项目在后来报告中引用过两份地址核验，却找不到谁付费。若我们只因委托不清便拒绝全部，会成为拿到成果不付款的一方。
我提出先支付无争议部分，进入中立账户，不要求越岭放弃其余主张。平台、酒店和仓储各按责任存入；越岭可领取自己承认的部分，领取不代表结案。三份部分工作由双方共同挑一名行业会计按工时核，三份纯B.L.计划单撤回。
范成礼问，若他不撤。
“继续走争议。”我说，“平台不因你是合原客户停订单，也不因梁仲平在董事会替你多一票。”
梁仲平从头到尾没有替越岭投票。他在调解后告诉我，范成礼最初向合原报价时，正因为六张收据存在，客户才认为整组服务有连续性。
“你也这么认为？”我问。
“在你们把自然人和成果拆出来以前，是。”
“现在呢？”
“连续发生过需求，不等于连续成立过合同。”梁仲平说，“这句话我会写进索引。”
越岭两周后接受调解框架。它拿到无争议款，三份部分工作又核出两万余元，放弃纯计划单和统一三年利息。公司没有倒，也没有成为我们的朋友。范成礼仍认为青川早年用模糊窗口占过服务商便宜；这一点我不能完全否认。
调解款到账前，越岭自己先出了内争。
范成礼把六份真实服务都说成公司资产，一名早年翻译却拿出自己的委托短信：其中两次由她个人先垫交通、复印和加急费，越岭只代收，不应把青川支付全留公司。另一名递件人说自己已在二〇〇八年领过包干，再拿会重复。服务商内部也有一只小型的总账混合。
范成礼要求青川不要插手。他说我们只需向合同相对方付款，员工、承包人怎样分是越岭自己的事。
法律上大部分确实如此。若我们为了显得公道，跳过越岭直接付每名旧执行人，会破坏合同，还可能付两次。可其中一张工作单明确写“实际垫付凭证由委托方核销”，那一段不是普通工资，青川有权要求收款链。
我们请越岭把两类分开：公司服务费照合同进越岭；指定可报垫付须给票据、领取人和是否已报；没有约定的内部报酬不由青川裁。范成礼不情愿，却交出当年现金簿。两次垫付中一次已报，一次未报，金额一千七百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