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六票通过，梁仲平投反对。他不是因为没有拿到六十八万便掀桌，也没有用合原的债权威胁撤资。反对理由写得清楚：准备不足以覆盖潜在历史责任；若未来发生超额费用，他不承担未预留导致的流动性后果。
这是一张专业的反对票。
散会前，他要求董事资料库开放三十七项引用文件。周萍按权限分三类：属于平台的全文开放；属于项目的，经项目授权开放相关页；涉及个人和旧员工的，只给匿名摘要，具体调用另申请。
“董事看匿名材料，怎样判断责任？”梁仲平问。
红姨列席员工部分。她说：“你先判断公司要不要承担，不必先知道哪名清洁员的丈夫做什么。”
“若身份决定权利呢？”
“到那一项再看。”
梁仲平要求把拒绝范围写进会议记录，红姨同意。双方没有互相信任，却都愿意让拒绝留下可复核的字。
会议后一个月，九条争议核掉三条。
第一条是旧港翻译费，有服务成果和项目委托，只是收件写B.L.，补自然人对照后结清。第二条是仓储货损保证，原货主早已从保险得到赔付，合原客户无权再向平台主张。第三条是两名早期员工的长期照应，根本不是债权：白鹭当年承诺工伤后的医疗交通与可胜任岗位，后来已经通过正式劳动安排履行。它不能被折成一个一次性金额，也不能由债权顾问收购。
梁仲平对第三条提出异议。
“若长期义务没有估值，平台怎么知道风险？”他说。
红姨把两名员工近三年记录放到权限内的桌上。不是病历，而是公司实际支付的交通、岗位调整和保险费用，每年不足三万元，项目归属清楚。
“你可以做预算。”她说，“不能把人叫历史债。”
梁仲平改了索引，将“潜在债权”改成“持续用工责任，不可转让”。他不是每次都错，也不是每次都坚持错。真正让我警惕的是，这套索引若没有红姨在场，第三条很可能在没有恶意的情况下被归进可估值、可折股、可一次性清掉的负担。
四月，三十五万元准备只用了九万余元。董事会按约复核，剩余部分不释放为利润，转回普通经营现金。梁仲平在反对意见上签“结论基于目前材料”。
我问他，为什么每次都加这句。
“因为材料会来。”他说。
“那你有没有真正相信可以结的账？”
梁仲平想了一会儿：“现金付清、权利人确认、保管链完整、没有相反文件，我会结。”
“四样缺一呢？”
“就留一格。”
他留下的格很快碰到一次真实的新材料。
五月初，一名退休保管员从家中归还两册旧港值班簿。她搬家时才发现，值班簿混在丈夫的修理手册里；页码连续，没有青川原件，却记录过二〇〇六年三次夜间交接。合原认为其中一次可支持第十九条保管费持续，平台资料库已经把第十九条列“无进一步证据”。
若按我的脾气，会先问为何现在才拿。她说离职时以为是自己的工作笔记，丈夫去世后整理柜才看见公司编号。她没有索要报酬，只要求归还时别公开住址。
周萍先核纸、墨、编号和相邻记录，再向旧港门卫与两名司机交叉。三次交接都发生过；其中一次是合原所说的档案箱，另外两次是酒店设备。值班簿证明箱在夜间到过，不证明越岭或其他人连续保管三年，也没有新增付款承诺。
梁仲平要求重开第十九条。
“有新证据。”他说。
“新证据只证明到过。”黎真回答。
“到过便要说明后来谁保管。”
“可以新增一条保管路径核验，不能把原来已经否定的持续收费先恢复。”
董事会同意重开事实，不重开金额。外部会计用了六天找到当时出库回执：箱次日上午由项目助理取走，之后进入评估机构，不在退休保管员岗位。合原索引补一段路径，准备金只用实际核验费，没有增加本金。
梁仲平在结论上仍写“基于目前材料”。这一次我没有嫌烦。他若因第一次判断不利便不许新纸进来，资料库只是一座保护旧结论的墙；黎真若因一册新簿便把整笔债复活，又会让任何残页都有无限利息。
退休保管员来领归还证明时，看见桌上给她的交通补贴，问是不是封口钱。
“是来回和误工。”周萍说，“不影响你以后说自己知道的事，也不要求你说不知道。”
她坚持只领公交和一天误工，不领我们按外地标准准备的两晚住宿，因为她住在女儿家。财务改成实际。公司有钱以后最容易把一切配成标准套餐：司机、酒店、补贴、礼物，仿佛给得越多越显诚意。可多给的一晚房若附在签收单上，也可能让一名证人以为拿了便要站某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