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汪直在平户的“规矩”开始被更严格地执行，并向更广阔的海域推行。几股不听号令、在长江口附近滥杀抢掠的小海盗团伙，被汪直联合徐海、叶宗满的船队以雷霆手段剿灭，头目被枭首示众，悬于船桅。消息传开，东海、黄海航线上往来的商船，在惊恐之余，也发现，只要主动或被动地向挂着“汪”字旗的船只缴纳一笔“引水钱”（实为保护费），并遵守不在其“辖区”内劫掠的约定，竟真的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安全通行”。一些胆大的海商，甚至开始主动与汪直设在平户、五岛乃至悄悄设在嵊泗的“货栈”进行贸易，用丝绸、瓷器、茶叶，换取日本银、硫磺、刀剑，以及从葡萄牙人那里转手的南洋香料、欧洲呢绒。
一种畸形的、由海盗主导的、半公开的海上秩序，开始在东海悄然成形。明国官府的水师巡船依然在游弋，但往往对挂着“汪”字旗、规规矩矩“缴费”后航行的商船视而不见——或许是因为收了贿赂，或许是因为知道惹不起，也或许是因为，这混乱的海面上，终于有了一股能“管住”大部分亡命徒的力量，对疲于奔命的官兵来说，未必全是坏事。
而在辽东，赫图阿拉的炼铁炉，经过数年断断续续的试验和“改进”（其中不乏“偶然”得到的、关于炉温控制和鼓风技巧的“提示”），终于能稳定地产出质量尚可的毛铁。虽然产量不高，但足够觉昌安父子打造一批比以往精良得多的刀枪箭头，装备核心的部众。实力的增长，带来了野心的膨胀。建州左卫开始更频繁地“出猎”——有时是向北对抗更强大的海西女真，有时是向西劫掠蒙古小部落，有时甚至敢对明军控制薄弱的辽东边堡进行小规模的骚扰和抢夺。“建州兵悍” 的名声，渐渐在辽东传开。
朝廷的注意力，却被东南愈演愈烈的“倭患”（其中大部分实为汪直、徐海等部，混杂着真倭）和北方蒙古俺答汗的频繁入寇所吸引。对于辽东深山老林里一个“偶尔不听话”的女真小部落，以及东海那些“时剿时抚、剿抚不定”的“海寇”，并没有投入真正的战略关注。
他们看不到，在东海海盗们建立的畸形秩序下，一条条不受朝廷控制的贸易网络、情报通道、人员流动路线正在形成，如同在帝国的海上疆域内，生长出了无数条吸收养分的“寄生藤蔓”。
他们也看不到，在辽东，那把被悄悄打磨的“刀”，正在吸收着从海上网络渗透过去的零星“营养”——不仅仅是铁，还有通过朝鲜译官、逃亡边军、走私商人带来的，关于明军边防虚实、朝廷党争内耗、乃至更南边“海商”们如何与官府周旋的破碎信息。
更看不到，在这一切的背后，那只从威尼斯书房伸出、跨越重洋的无形之手，正通过“陈东”这样的代理人，通过一张张海图、一份份情报、一次次“偶然”的提示，耐心地调整着东海与辽东这两枚棋子的位置与锋芒，等待着它们在未来某个时刻，产生致命的联动。
威尼斯，林砚收到了关于东海“新秩序”初步建立和辽东“铁刀”渐锋的报告。
“海盗成了规矩的制定者，女真学会了炼铁。”林砚对安德雷亚说，语气中听不出喜怒，“很好。无序的破坏力有限，有组织的暴力才能动摇根基。原始的掠夺难以持久，掌握了生产技术的掠夺才能形成循环。”
“陈东那边，下一步该如何？”
“让他继续潜伏在汪直身边，不献奇计，不多言语，只在关键时刻，提供最关键的‘建议’。比如，如何与沿海势家大族建立更深的利益捆绑，如何利用朝廷的招抚政策讨价还价，甚至……如何在必要的时候，与辽东的‘朋友’取得联系。”林砚的手指在地图上，从嵊泗划到辽东，“海上的刀，和陆上的刀，现在还是各砍各的。但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砍的是同一棵树。到那时，他们或许会需要彼此呼应，甚至……借一借对方的力。”
“那辽东那边，是否要……”
“不，辽东那边，继续维持最低限度的、间接的‘引导’。让他们自己‘摸索’、‘成长’。拔苗助长，反而容易暴露，也养不出真正凶悍的狼。 我们要的，是一把能在最关键时，自己找准位置、狠狠刺进去的淬毒匕首，而不是一把需要时时操控的提线木偶刀。”
他走到窗前，望着威尼斯潟湖的夜景。灯光倒映在水中，破碎成无数光点，随波荡漾，仿佛东海之上那些星罗棋布的岛屿，和岛屿间流动的财富、武器与阴谋。
“潮水，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涌动。”林砚低声自语，仿佛在说给这片夜色听，“它开始形成暗流，在平静的海面下，构筑起通向毁灭的隐秘通道。而当这些暗流最终汇合、咆哮着扑向堤岸时……那将不再是潮水，而是能改易山河、重塑版图的海啸。”
“只是，”他微微一顿，眼中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情绪，像是悲悯，又像是冷酷的期待，“不知道到那时，被这海啸卷入、吞噬的，除了朱家的江山，还会有多少……本不该卷入其中的，这片土地上的生灵。”
夜色无言，只有远处贡多拉船夫的歌声，隐约飘来，带着威尼斯的慵懒与梦幻，与东方海面上正在积聚的风暴，形成了跨越时空的、诡异而宿命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