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的手指轻轻摩挲着邀请函的边缘，想象着那个女人站在法庭上的样子。1797年，韦伯斯特爵士与她离婚。
在那个年代，离婚是丑闻，是耻辱，是一个女人能给自己家族带来的最大污点。
可她没有退缩。法庭文件里写满了那些不该被写出来的细节，被整个伦敦的体面人传阅。她不在乎。她在乎的是女儿。
哈丽特，她和韦伯斯特爵士的孩子。法院把孩子判给了父亲。她不甘心，想了一个极端的办法——伪造孩子的死亡和葬礼，想把女儿偷偷留在身边。
玛丽闭上眼睛，那个画面在她脑子里太清晰了：一个女人站在假造的坟墓前，以为自己赢了，以为女儿可以留下了。可三年后秘密败露，孩子被夺走。
她站在法院的走廊里，看着女儿被带走，什么都做不了。
玛丽攥紧了手里的邀请函。
那些男人写了法律，那些男人坐在法官席上，那些男人决定了——一个母亲不配拥有她的孩子。
他们说她道德败坏，说她不该爱另一个人，说她不配当一个母亲。可她只是想嫁给一个爱的人。
玛丽把邀请函放在膝上，望着窗外的夜色。离婚之后，宫廷对她关上了门。国王的宫殿不再欢迎她，那些最体面的客厅不再接待她。
她成了一个“不体面”的女人。可她没有躲起来哭。她把自己家的客厅打开了。霍兰德庄园，那栋灰白色的宅子，成了全伦敦最有名的沙龙。
那些被宫廷接纳的人，那些拒绝过她的人，那些在背后议论她的人——他们开始排队，等着她那张请柬。
不是因为她丈夫是勋爵，是因为她的客厅里坐着全英国最聪明的人。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在那里辩论过议会改革，拜伦在那里念过新写的诗，斯塔尔夫人被拿破仑驱逐后在那里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玛丽想起加德纳舅舅说过的那些话——北区那些商人，家里有了钱就想往上爬，请客送礼，巴结贵族，可人家看都不看一眼。
可霍兰德夫人不一样。她不巴结任何人，她只是打开自己的门，坐在那把椅子上，等人来。来的人越来越多，那些曾经看不起她的人，也不得不想法子要一张请柬。
玛丽把那张邀请函拿起来，对着烛光看。那些烫金的边缘在光里一闪一闪的，像一个人嘴角弯弯的笑。她把邀请函小心地折好，放回信封里。
玛丽换上那条浅灰蓝的裙子时，窗外正下着细雨。她站在镜子前，把领口的白色蕾丝理了理，软软地贴着锁骨。那条深灰色的羊绒披肩搭在椅背上，她拿起来犹豫了一下，还是披上了。
巴斯的旧物，可这料子好，颜色也素净，配这条裙子正合适。她在镜子前站了一会儿，想起那天在皮卡迪利大街买帽子时店主说的话——“班纳特小姐，您这披肩是顶好的羊绒，伦敦也难得见。”她笑了笑，拿起那只小手袋，推门下楼。
马车在门口等着。加德纳舅舅站在台阶上，撑着伞，看她上了车才转身回去。车轮碾过湿漉漉的石子路，发出沙沙的声响。玛丽靠在座位上，掀开窗帘一角往外看。
伦敦的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把煤气灯的光晕成一片一片昏黄。街道两旁的房子一栋一栋往后退，灰扑扑的，可在雨里洗过，倒比平时干净些。她攥着那只小手袋，里面装着那张烫金边的邀请函。手袋的皮面被她攥得微微发暖。
霍兰德庄园在肯辛顿，从加德纳舅舅家过去要大半个时辰。马车穿过几条街，房子渐渐稀疏了，路两旁的树多起来，叶子被雨洗得发亮。铁艺大门是黑色的，门柱上的石雕被雨水浸得颜色深了些，可那两只展翅的鹰还是看得清清楚楚。
马车慢下来，在门口停住。一个穿深色制服的仆人撑着伞走过来，微微欠身。玛丽把那张邀请函递出去，仆人接过来，展开看了一眼，合上，双手递还，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
马车继续往里走，碎石路两旁是修剪整齐的草坪，雨雾里朦朦胧胧的，看不真切。主楼越来越近，灰白色的石墙，窗户里透出暖黄色的光，把门廊前的石阶照得发亮。
马车在主楼门口停下。仆人拉开车门，撑开伞，扶着玛丽下车。她踏上石阶，推开那扇厚重的橡木门。
门厅里亮得让她眯了一下眼睛。巨大的水晶吊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千百颗水晶在烛光里折射出细碎的光，把整个大厅照得如同白昼。
地面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擦得能照出人影，她的浅灰蓝裙摆映在石面上，朦朦胧胧的。
墙上挂着几幅巨大的油画，画框是金色的，在烛光里泛着暗沉的光。人影在光里晃动，说话声嗡嗡的，混着茶杯碰撞的轻响和偶尔的笑声。
空气里飘着淡淡的花香，混着蜡烛的脂蜡味和女士们身上的香水，说不出的好闻。玛丽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