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衍。”文君的声音很平静。
“姑、姑娘……”胡衍的声音沙哑。
“我需要你再说一遍。”文君在榻边坐下，目光直视着他，“从你接到命令开始，到函谷关外发生的一切。每一个细节。”
胡衍的嘴唇颤抖起来。
“我、我都说过了……”
“再说一遍。”文君的语气不容置疑，“慢慢说，不要漏掉任何事。”
胡衍闭上眼睛，深吸了几口气。再睁开时，他的眼神稍微聚焦了一些。
“是、是杜少卿……”他开口，声音依然颤抖，但比之前连贯了些，“两个月前，杜少卿找到我，说有一桩大生意，事成之后，赏钱千金，还能在韦公的商行里谋个管事的位置……我、我贪心，就答应了……”
他断断续续地说着。如何与韦贲的心腹接头，如何拿到那批劣质铁器和陈粮，如何伪造文书，如何打点关卡。他说到了河西，说到了甘父，说到了那场伏击，说到了甘父临死前的眼神，说到了自己如何被逼着带路，说到了函谷关外的血战，说到了阿羯那双盲眼里的杀意，说到了自己跪地求饶时的耻辱。
每一个细节，都与账册和书信的记录吻合。
甚至有些细节，是账册和书信里没有的——比如杜少卿在交代任务时，曾得意地说：“等博望侯倒了，河西的商路就是咱们的。到时候，丝绸、玉石、骏马，要多少有多少。陛下重开西域，咱们就发西域的财！”
文君静静地听着。
她没有打断，没有质疑，只是偶尔问一两个细节问题。她的目光始终落在胡衍脸上，观察着他的表情，他的眼神，他说话时细微的肢体动作。
她在判断。
判断这个人是否在说谎，是否在隐瞒，是否还有价值。
当胡衍说到最后，说到自己如何被阿羯押着，一路逃到长安，说到自己如何恐惧，如何后悔时，他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
“我、我知道我该死……”他哽咽着，“但我真的不想死……姑娘，求求你，给我一条生路……我愿意作证，我愿意当堂指认杜少卿和韦贲……只求、只求留我一条命……”
文君沉默了片刻。
“你确定，”她缓缓开口，“愿意在陛下面前，在满朝文武面前，指认杜少卿和韦贲？”
胡衍猛地点头，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来。
“愿意！我愿意！只要不杀我，让我做什么都行！”
文君看着他。
这个人的恐惧是真的，悔恨是真的，求生的欲望也是真的。他贪生怕死，懦弱无能，但正因如此，他才是一个完美的人证——一个为了活命，什么都会说的证人。
“好。”文君站起身，“你好好休息。需要你的时候，我会叫你。”
她转身离开，胡衍在她身后连声道谢，声音里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
文君回到桌边，重新坐下。
油灯的火苗跳动了一下。
她看着桌上摊开的证据，看着那些墨迹，那些印鉴，那些记录着贪婪与阴谋的文字。所有的碎片都拼凑起来了——韦贲的贪婪，杜少卿的野心，绝通盟的邪术，还有那些被收买的官吏，那些被混入军中的劣质军需，那些因此而死的前线将士。
以及甘父。
文君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甘父的脸——那张粗犷的、总是带着爽朗笑容的脸。她记得甘父第一次来长安，金章带他来秘社据点，他好奇地打量着密室里的陈设，憨厚地说：“这地方好，隐蔽，适合藏宝贝。”她记得甘父每次从西域回来，都会给她带些小玩意——一块彩色的石头，一串异域的珠子，一包香甜的干果。她记得甘父拍着胸脯说：“文君姑娘放心，有我在，河西的商路稳当着呢！”
然后，是阿羯带来的那句话。
“甘父说……东西一定要送到……侯爷不能倒……”
文君睁开眼睛。
眼底没有泪水，只有一片冰冷的清明。
证据有了。人证有了。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用？
直接将这些证据呈递给陛下？通过什么渠道？奏章？密信？还是托人转交？
文君在脑中快速推演。
如果写奏章，通过正常渠道递上去，首先会经过尚书台。尚书台里有多少人是韦贲、杜少卿的人？有多少人会被收买？奏章很可能在半路就被截下，或者被压下，或者被篡改。
如果写密信，直接投递到宫门，风险更大——且不说宫门守卫是否可靠，单是密信本身，就可能被拦截、被拆阅、被销毁。就算侥幸送到陛下手中，陛下会信吗？一份来历不明的密信，指控的是当朝酷吏之子和大商贾，陛下会轻易相信吗？
如果托人转交——托谁？
桑弘羊？
文君想到了这位年轻的财经天才。金章曾多次提起他，说他是朝中少数能理解“商道”价值的人。平准秘社也暗中收集过桑弘羊的信息——此人精明强干，锐意改革，对韦贲这类垄断商贾深恶痛绝。如果托他转交证据，他应该会愿意帮忙。
但问题依然存在。
桑弘羊虽然得陛下赏识，但毕竟官职不高，只是大农令丞。他递上去的东西，能直达天听吗？会不会被上级压下？就算递上去了，陛下会为了一个丞官的举报，就大动干戈吗？
更重要的是，如果只是私下递证据，韦贲和杜少卿就有操作的空间——他们可以辩解，可以反咬，可以动用关系网将事情压下去。甚至，他们可能狗急跳墙，对桑弘羊、对秘社、对金章下毒手。
不行。
文君摇头。
私下递证据，风险太大，效果有限。
她需要的是一个公开的场合。一个韦贲和杜少卿无法回避的场合。一个陛下必须亲自过问的场合。一个满朝文武都在场的场合。
只有这样，证据一旦抛出，就再无收回的可能。
只有这样，陛下才无法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