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平县的“义兵”传说与麻城县的“书吏伏法”，如同两颗投入不同水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在信宁政权控制区及边缘地带悄然扩散。虽未引发滔天巨浪，却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一些地方的“水质”。
黄州府的新任官员们发现，在麻城县沈墨以雷霆手段处置了贪墨书吏与勾结的乡绅后，府内其他州县那些或告病、或推诿的胥吏们，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分化。一些胆小的，开始战战兢兢地返回岗位，虽然效率不高，但至少不再公然怠工；一些较为圆滑的，则开始试探着与新任官员接触，话语间多了几分谨慎与恭敬；当然，也仍有部分顽固者或自恃背景深厚者，继续阳奉阴违，但气焰已不似先前那般嚣张。
李岩与周文柏抓住机会，将沈墨的处理经过（隐去具体人名）作为典型案例，连同《信宁官吏考成暂行条例》与《监察司办事细则》（试行稿）一并下发各州县，要求官员学习，并明确告知：新政大义在前，国法条例在后，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勿谓言之不预。
同时，由王瑾统筹、经李岩建议的“实物激励”措施也开始在更多地区铺开。信阳库中挤出的又一批平价盐、铁制农具、甚至少量从江南“采购”来的廉价布匹，被有计划地投放至那些垦荒进展顺利、或赋税缴纳及时的村镇。东西依然不多，但发放时必有小吏鸣锣宣告：“此乃监国与豫国公体恤民艰，奖劝农桑之德政！”领取的农户需按手印登记，防止中间截留。实实在在的好处拿到手里，最朴实的农民心中自然有了一杆秤，对新政的抵触和观望情绪进一步消融。
然而，深耕必遇硬土。在德安府北部的随州，新政推行遇到了新的、更为棘手的挑战。
随州地处鄂北，毗邻仍在清军控制下的襄阳府（左良玉部），境内多山，民风彪悍，宗族势力盘根错节，且有不少地方豪强原本就与溃散的流寇或山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本身亦兵亦匪。信宁政权在此地的控制力相对薄弱，新任知州是个年近五旬、由原明旧吏转投而来的官员，虽无大恶，但性格圆滑，缺乏魄力。
当信阳方面要求随州清丈田亩、推行垦荒令时，遭到了当地几个大姓宗族的联合抵制。他们不仅煽动族人拒不配合，还暗中串联附近山区的股匪，频频袭扰派下去的丈量小队和垦荒社据点，杀害了一名县丞和数名差役。知州上报请求派兵剿匪，却又语焉不详，似乎不愿深究匪患背后的宗族影子。
消息传回信阳，李岩意识到，随州的问题已非简单的吏治腐败或消极抵制，而是带有地方武装对抗中央政权的性质，处理不当，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甚至被北面的左良玉或清军利用。
“随州之事，需刚柔并济，且要快。”李岩在向朱炎汇报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柔的一面，可派得力干员，持国公手谕，会同知州，召见那几姓族老，陈明利害，重申朝廷……监国法度，许其若主动配合清丈，过往勾结匪类之事可暂不深究，族中子弟愿从军或入学堂者，一视同仁。刚的一面，须调派一支精兵，不必多，但要悍勇善战，由果决将领统带，进驻随州要地，专司剿匪，对敢于袭击官差、对抗政令之匪伙，务必犁庭扫穴，斩草除根！同时，需将随州知州暂时调离，另派一精明强干、熟知兵事之官员暂代州事，军政配合，方能打开局面。”
朱炎沉吟片刻，批准了李岩的方案。“就依先生之策。刚的一面，让李文博去。他熟悉军务，为人正派且不乏果断，带一千新军步兵，再从赵虎那里调两百熟悉山地作战的老兵给他。柔的一面……先生可能需亲自走一趟，或派一足够分量的幕僚？”
李岩摇头：“下官需统筹全局，且身份敏感，亲往反而不便。可派张承业去。他老成持重，熟悉地方士绅心态，且是国公旧部，分量足够。再配以两名监察司新锐吏员，负责稽查随州吏治，以为辅助。”
计议已定，信宁政权这台机器再次高效运转起来。李文博接令后，迅速点齐兵马，携带部分新到的燧发枪和定装火药，开赴随州。张承业也收拾行装，带着朱炎的亲笔信和谈判条件，与监察司吏员一同启程。
就在信阳方面着力解决随州难题时，九江清军大营的多铎，心情愈发恶劣。
江南的“义兵”神出鬼没，托博辉的追剿部队疲于奔命，却连对方主力的影子都摸不到，反而因为催逼地方过甚，惹得怨声载道。正面湖口方向，孙崇德的反击越来越有章法，清军前沿阵地被蚕食了不少，士气有所低落。更让他窝火的是，南京方面似乎察觉到了他的窘境，之前暧昧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传来的公文里，催促其尽快平定湖口、挥师南下的意思明显了起来，甚至隐晦提及“若东线久拖不决，恐朝中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