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封是施普雷河边的一张长椅，字写着：河边的椅子还在，油漆剥了，没人补。
贺知舟把第五封信放进去，和前面四封摞在一起。
五个信封，整整齐齐。
他看了两秒，关上抽屉。
信从来没有署名。
但他知道是谁寄的。
整个柏林只有一个人知道他喜欢吃越南粉，知道他嫌走廊颜色难看，知道他窗台上有一盆文竹。
他从来没有回过信。
不是不想回。
是回了信就会有回信的地址，有了地址就会有痕迹，有了痕迹就会有人顺着这根线摸过来。
他不能让这根线连上。
不是为了自己。
手机响了，王涛的电话。
“贺哥，酒精中毒那个清醒了，吐了一地，护士喊你过去签医嘱。”
“来了。”
贺知舟把抽屉推严实，站起来，推开值班室的门。
走廊里的灯白亮亮的，消毒水的气味淡淡的，远处抢救室传来护士的说话声和推车的轮子声。
他往抢救室走。
走了两步，停了一下。
他回头看了一眼值班室紧闭的门。
门后面，抽屉最底层，五封没有回信的信安安静静待着。
三年了，每三个月一封，从没断过。
寄信的人从不催促，从不追问，从不要求他做任何事。
只是告诉他，柏林的一切都还在。
他的办公室还在，他的植物有人照看，他走过的路还是老样子。
好像他只是出了一趟远门，随时可以回去。
贺知舟转过头，往抢救室走。
脚步声在空走廊里回荡，一下一下，不快不慢。
王涛在抢救室门口等他，手里拿着一张医嘱单和一支笔。
“贺哥，你脸色不太好。”
贺知舟接过笔，在医嘱单上签了字。
“昨晚没睡好。”
王涛看着他。
“你什么时候睡好过？”
贺知舟把笔还给他，走进抢救室。
王涛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嘴里嘟囔了一句：“越来越怪了。”
抢救室里，酒精中毒的患者已经清醒了，躺在床上骂骂咧咧，身上的病号服沾了呕吐物的痕迹，护士正在给他换输液瓶。
贺知舟走到床边，拿起一盏手电筒照了照患者的瞳孔。
“能认出我几根手指？”
患者看了一眼他举起的手。
“三根。”
“哪只手？”
“左手。”
贺知舟把手电筒放回口袋。
“意识恢复了，继续观察两小时，没异常就转普通病房。”
他转身走出抢救室，王涛跟在后面。
“贺哥，晚上吃什么？”
“不饿。”
“你中午也没吃。”
贺知舟走回值班室，在行军床上坐下来。
他的手习惯性地伸向枕头底下，碰到了信封的边角，顿了一下。
手指停了两秒，然后移开，拿起了旁边的游戏机。
屏幕亮起来，上次的游戏还停在暂停界面。
他按了继续。
游戏机里传出模拟的枪声和爆炸声，很小，刚好能盖过走廊里的脚步声。
王涛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值班室里只剩下游戏机的声音，和窗外偶尔驶过的救护车鸣笛。
贺知舟盯着屏幕，手指在按键上飞快地动着。
枕头底下的信封静静地待着，深蓝色的一角露在外面。
他打完了一局，看了一眼分数，把游戏机放在胸口。
天花板上的水渍暗了，没有光照的时候看不清形状。
他闭上眼。
柏林和江城之间隔了八千公里。
八千公里外，有人在替他浇一盆文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