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为我上学的事，街道居委会主任张大妈，也曾来过我家。当时，张大妈站在我家门口，往里张望了一会。然后，以领导干部的架式严肃地对着，手里还提着酒瓶子的城管继父，说道：
“我说，你应该送这孩子去上学。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犯法：九年义务教育法！”
城管继父盯着张大妈的胖脸，轻蔑地说。“让她上学？…你给她出学费？…”
张大妈被酒气熏得，连连后退。“你没常识吗？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义务教育！”
城管继父又往肚里灌了几口白酒。他逼上前去，将更加浓烈的酒气，喷在了张大妈惊诧的脸上：“义务教育？！…你给她买书、买文具？…还有他妈的杂七杂八的学杂费…他妈的一大堆，谁也说不清的赞助费、捐献费、借读费、卫生费、这个费、那个费…我想都不敢想…义务教育？！…我们上不起！…你没看见我被单位开除了吗？！…”唾沫星像雨点般，倾泻在张大妈到脸上、身上。“…他妈的…说我酗酒打骂街头小贩…谁摊上个疯婆娘不喝酒？…开除我…我不喝酒能撑下去吗？…再说，我们城管，不就是管这些的吗？…你说说看，你也算是个政府干部…我要是不管，街头小贩还不像蝗虫一样铺满全城…”张大妈转身走了。“…嗨！…主任您别急着走啊！…听我把话说完…我这也是民意啊！…”
就这样，再也没人过问过我的失学。我丧失了可能会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我继续做我的“家庭主妇”：带孩子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还要满足城管继父的各种难以启齿的欲望。
不过这些年也有让我开心的事情发生：
首先，城管继父不再像我小时候那样打骂我了。其次，我妹妹在我九岁那年上学了。最重要的事是，政府城中村改造，我们这片棚户区全部被推倒，盖起了几栋高层居民楼。我们这些原住户，都成了这些有电梯大楼的业主。我家三口分到了两室一厅的套房。
拿到新居钥匙后，妹妹立刻态度十分坚决地冲我说：
“我不想再与你同住一间卧室了。”
“那我…”没想到，我一手带大的妹妹，会对我说出这种话来。
“我看，你晚上就睡客厅的折叠沙发吧。”城管继父做出决定。
不过，在之后的大部分夜间里，妹妹房间的灯光熄灭后。他便会轻轻来到客厅，将我从沙发上拽起。我也早已习惯，总会顺从地跟着他，走进他的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