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年一月十七日，新德里。
如果你大清早八点半推开内阁秘书处三楼那扇百叶窗往外看，大概率会产生一种‘毗湿奴是不是把抹布拧在了南亚次大陆上’的错觉。
浓雾根本不讲基本法.....反正就是恒河平原特产的糊味混合气....
三分干牛粪饼燃烧的辛辣，四分塔塔牌重型柴油卡车喷出的黑色尾气，剩下三分全是从拉贾斯坦大沙漠刮过来的干燥黄土。
整个新德里被严严实实地捂在了一锅煮糊了的黄扁豆汤里，连英国人当年留下来的红色砂岩总督府，看着都像是一块在泔水桶里泡发了的脱水胡萝卜。
屋里的情况也没高级到哪儿去。
头顶上，那台乔治五世时期留下来的三叶英式铁皮吊扇，正以随时准备圆寂的节奏吱呀吱呀地转着。
这玩意儿很有灵性，每转三圈半，就必须得神经质地打一个饱嗝，发出咔哒一声脆响，声音大得像是在给屋里坐着的大人物们倒计时：看谁命硬，老子今天就挑一个秃瓢削下去！
会议桌两侧，整整齐齐码着八个人。
这八位爷在南亚这片九亿人口的地界上，绝对属于打个喷嚏能让孟买交易所跌停，放个屁能让加尔各答码头工人工会研究三天指导方针的极品罗汉。
他们随便哪一个出门，前头都得有三辆挂着国徽的白色大使牌轿车开道，后头跟着两卡车端着恩菲尔德步枪的锡克族老兵，买包槟榔都能走出总督巡视殖民地的派头。
但今天，这八张脸上的神色，整齐划一得就像是刚刚集体吞下了一整盘没洗干净的苦胆。
纯粹生理级别的便秘感。
坐在主位正中间的，是总理P.V. 纳拉辛哈·拉奥。
这位国大党硕果仅存的老佛爷式政客，一生最大的高光时刻是在一九九一年。
那时候年轻气盛的拉吉夫·甘地被斯里兰卡姑娘用人体炸弹送上了西天，整个印度国库里的外汇储备惨得只够买两星期的柴油，连央行金库的老鼠走进去都得哭着出来。
拉奥临危受命，咬着后槽牙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了卖身契，连夜用空军的安-32运输机把国库里四十七吨纯金拉到伦敦英格兰银行换救命钱，这才硬生生把阿三的底裤给保住了。
按说，连‘国家抵押金条换粮票’这种史诗级打脸剧本都硬扛过来的老政客，心肌纤维应该比德里动物园的大象皮还要粗粝。
可这会拉奥那张挂着两撇下垂法令纹的老脸，颜色比窗外那锅黄扁豆汤还要灰败。
他的双手平摊在桌案上，右手的食指死死压着一份厚得像砖头一样的文件夹。
在座的八个人，人手一份。
封皮上用红墨水盖着最高机密的双头狮印章，下面写着一行由联合情报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联合签署的黑色标题：
《关于北方邻国基础工业能力重组与宏观战略指标的交叉审计评估报告（1990-1994）》。
这可不是《印度时报》上那种给普通首陀罗和吠舍看的催眠读物，也不是国大党竞选集会上用来骗选票的“印度二十一世纪必定称霸”的迷幻药。
这份报告里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实打实的情报。
拉奥深深吸了一口带着咖喱味的空气，随后闭上了眼，冲着桌子左下角微微扬了扬。
“……开始吧。”
被总理点名的是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达塔。
这位在克什米尔反恐战场上待过，在东北部丛林里剿过游击队的老特工头子，平时向来以心狠手辣，满嘴跑火车著称。
但今天，他把鼻梁上那副老花镜往上推了推，伸出那双布满老人斑的手翻开报告，吐出来的第一个音节，平得像是一张刚从停尸房里拉出来的白布单。
“先生们。”
老特工的声音低沉得宛如在全印广播电台宣读国丧，
“先生们，客套话省了。
先报宏观基准。
按94年末的可比数据，以美元现价统一核算.......“
达塔老花镜后面的眼珠在眼眶里极其缓慢地转了一圈，像是在确认屋里的速效救心丸够不够用：
“中国94年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经过他们平稳消化价格轨制合并，重工业与外贸全面爆发后，真实核算值达到了——6850亿美元！”
嗡的一声，商工部长的脑仁狠狠抽了一下，整个人像触电一样挺直了腰板。
达塔仿佛完全没看见同僚脸上泛起的那层死人般的蜡黄，继续用念讣告的调子往下刮骨，
“而我们，在拉奥总理与辛格部长推行新经济改革整整四年，拼尽全力之后，去年年的名义GDP……是3603亿美元。”
“诸位先生，他们不仅没有像西方那些所谓苏东剧变专家预言的那样发生经济内爆，反而硬生生把总体体量推到了接近7000亿美元的高原！
在国民经济绝对总量上，他们不是超过了我们一点半点，而是达到了我们的整整1.9倍！
将近两倍！”
达塔那毫无波澜的语调，此刻比最恶毒的诅咒还要扎心，
“我提醒一下在座的各位，别忘了就在四年前，我们靠着老卢比贸易和内部赤字扩张，GDP还能跟他们打得有来有回，甚至一度在美元计价上还比他们高出微弱的17亿美元。
那时候我们在德里办发展中国家论坛，诸位坐在沙发上高谈阔论，讨论着印度如何凭借英语优势和英国留下的铁路，充当第三世界当之无愧的龙头。”
“四年。”
达塔伸出四根干瘪的手指，
“仅仅四年，两倍差距，车尾灯已经碎了，连扬起的灰都快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