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钥匙收进口袋，转身走进客运站，在售票窗口买了一张去隔壁城市的车票，检票上车，在后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大巴启动时，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车窗外，城区的建筑物逐渐变得稀疏，田野和低矮的厂房开始出现在视野里。我闭着眼，在脑海里构建出一个坐标图——铁匠弄、印刷厂、岱宗路五金店、家属院——把这四个点连起来，在地图上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在这个四边形的几何中心附近，有一个地方，是我还没去过的——老周在技术科时期的第一个搭档的住处。那个人叫魏东来，十年前从技术科调离后，去了城郊一家工厂做保安，再也没有回过市区。如果第二段录音还存在，老周最有可能把它交给的人，就是魏东来——一个已经脱离了系统、不再被任何人关注、却值得信任的老同事。
大巴行驶了大约四十分钟，在一个小镇的出口停下来。我下车后，沿着一条两侧种着杨树的乡村公路走了大约二十分钟，在一片灰砖平房前停下来。其中一户的院门虚掩着，门缝里露出一角晾晒的蓝色工装。我推开院门，走进去，在院子里站定。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坐在屋檐下的小马扎上，手里夹着一根烟，看见我进来，没有起身，只是抬起头看着我，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你是沈逸？”他问。
“是我。”
“老周说过你会来。”他把烟叼回嘴里，站起身来，转身走进屋内。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黑色塑料袋，递到我面前，“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他说——你听完第一段之后，会来找我的。”
我接过塑料袋，没有当场打开，直接塞进冲锋衣内袋。“他还有没有说什么？”
魏东来沉默了片刻，把烟从嘴上拿下来，摁灭在墙角的灰堆里。“他说——‘镜子有两面，我找到了另一面，但我不确定那是不是真的。’”
我站在原地，手里握着那个黑色塑料袋，感觉它的重量轻得不像装了一卷磁带，更像装了一张纸片。
两面镜子。一面是杜国威，另一面还没有被确认——而老周到消失前，都没能验证它是不是真的。我转身走出院子，手里握着那卷可能藏着真相的磁带，在午后的乡村公路上走了很久，久到太阳开始偏西，在地面上投下一道越来越长的影子。
回到市区时，天色已经接近傍晚。我在城西一条偏僻的巷子里找到一家仍在营业的老式维修店，借了一台磁带播放机，把黑色塑料袋里的磁带放进去，按下播放键。
磁带开始转动，几秒钟的空白噪音之后，一个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不是方远的，是另一个人的。声音很老，带着一种被岁月打磨过的粗粝感，像是常年抽烟的人声带受损后的音质。
“我是杜国威。”
我握着磁带播放机的外壳，手指微微收紧。
“如果你能听到这段录音，说明方远已经死了，而你也已经走完了该走的路。那我告诉你一件事——画师不是我，我知道是谁。”磁带里停顿了一下，然后那个苍老的声音继续说下去，语速变慢了，“但我不能说。因为说出来，你会死，我会死，所有人都会死。方远已经死了，老周也快了。我把这段录音留在这里，不是给你答案的——是给你一个警告：别再往下查了。有些人，不是你不怕死就能扳倒的。”
磁带结束了。
我坐在维修店角落的塑料凳上，手里握着那台磁带播放机，在傍晚昏黄的光线里，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杜国威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响——“有些人，不是你不怕死就能扳倒的。”
我关掉播放机，把磁带取出来，和第一段磁带放在一起。然后我站起来，付了维修店的费用，推开门，走进已经开始暗下来的街道。夕阳把整条街染成一片金红色，在地面上拉出一道道狭长的影子。我站在街道中央，在口袋里同时握着两段磁带——一段是方远的遗言，一段是杜国威的警告。
镜子有两面，我拿到了其中一面映出的影像。
但另一面，还在阴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