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在通往市局的第三个路口被红灯拦住了。我握着手机，屏幕上那行字像一枚楔子钉进视网膜——“方远已经在一年前死了。车祸。肇事者逃逸，至今未抓到。”
一年前。我父亲入狱的第九年。马蹄莲案发生前两个月。时间点卡得太准了，准到不可能是巧合。方远在钟表厂倒闭那年调走，带走了那批窃听装置的安装记录，消失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然后在一年前被一场肇事逃逸车祸灭口。他不是在躲——他是在等。等他拿到的东西安全地传递出去。
那批窃听装置的安装记录，他交给了另一个人。而那个人，在一年前收到这份遗产之后，用一场车祸清除了所有可能的追溯路径。红灯变绿，出租车重新起步。我锁上屏幕，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没有回复那条短信。
市局档案科在三楼走廊尽头，一扇米黄色的木门，门上的磨砂玻璃上贴着科室铭牌。推开门，档案室很大，一排排铁皮柜整齐排列，空气中弥漫着打印纸和防虫剂混合的气味。值班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年轻辅警，看到我进来，他摘下一边耳机：“找什么？”
“调一份技侦科的调任记录。方远，大约三年前从技侦科调走的。”
他起身走到电脑前，敲了几下键盘，鼠标点了几下，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他皱了一下眉：“系统里没有叫方远的调任记录。技侦科近五年的所有人员变动我都查了，没有这个人。”
“纸质档案呢？”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直接拒绝，站起来走到档案室深处，在一排铁皮柜前停下来，拉开其中一个抽屉，翻了一会儿，抽出一个薄薄的卷宗夹，放在桌面上，打开。卷宗里只有一张纸——方远的入职登记表，贴着一张一寸照片，表格上填写的字迹工整。然后就没有了。没有调任记录，没有离职审批，没有档案转出签收单。他入职了，然后就消失了。从系统里被抹掉了。
辅警合上卷宗：“这人要么是档案迁移的时候遗漏了，要么是有人刻意把他的后续记录抽走了。”
我道了谢，转身走出档案室，我没有走楼梯，而是在走廊尽头的窗边停了下来。掏出手机，打开通讯录，翻到林峰的号码。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方，停了片刻，然后按了下去。
响了三声，接通了。林峰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他一贯的平稳，没有任何惊讶或意外：“沈逸，你主动给我打电话，这倒是难得。”
“方远。”我说，“这个名字你认识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林峰的声音再次响起，语调没有任何变化：“认识。技侦科的老同事，三年前调走了，去了外省。”
“那你知道他一年前死了吗？”
这一次的沉默更长了一些。然后林峰开口，声音里多了一层我从未在他身上听到过的东西——不是惊讶，不是愧疚，而是一种更深沉、更复杂的情绪，像是压了很久的某个重物终于被撬动了一下：“我知道。那场车祸是我经手的第一份结案报告。案发第三天，我就确认了肇事者是谁。但那份报告被人压下来了，理由是‘证据不足’。”
“被谁压下来的？”
林峰没有回答。但他的沉默，比任何回答都更清晰。
“沈逸，”他开口时声音里那层东西还在，“你查方远，不是为了查他的死因。你已经拿到那批窃听装置的记录了，对吗？”
我没有说话，我挂断了电话。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口前，看着窗外的城市。然后我掏出一枚钥匙，看着那枚钥匙磨损的半圆形印记。我用指腹盖住了那个印记的缺口。在想象中，那枚钥匙原本完整的标记，应该是一只张开翅膀的鹰。鹰翅钥匙。
市局大楼的门禁卡，在级别最高的几个人手里。我握着那枚钥匙，站在窗边站了很久，直到窗外的阳光移动了一段距离，投在墙上的光影形状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然后我把钥匙收进口袋，转身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