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耀把父亲的笔记本从外套内侧掏出来，翻开夹着名片的那一页。名片纸质已经发黄，边缘有些磨损，但印鉴清晰可辨。他把名片放在桌上，推到吴会长面前。
“吴家的私章是方的。这张名片上的印是你父亲亲手盖的，我父亲在旁边标注了日期——比合同早一年。合同上的章是椭圆的，真章是方的。这份合同是红山集团伪造的。你父亲在你出生那年换了私章，旧章销毁了，新章是方的。只有红山集团不知道这件事，他们拿着已经销毁的旧章样式做了假合同。”
吴会长拿起那张名片，翻过来，又翻回去。办公室里只有墙上那面旗帜被风扇吹得微微晃动的声响。他看了很久，终于放下名片，说他父亲从来没有告诉过他这件事——他出生那年父亲换了一枚私章，但他不知道旧章是什么样的，这枚方的，是他唯一见过的。
阿耀说那就是红山不知道的。他们拿着旧章的样式做了假合同，以为能瞒过去。这枚旧章在很久以前就销毁了，连印模都没留下。红山做的假章是按档案里的旧合同复刻的，但他们不知道那枚章在最后一份合同签署之后就销毁了。他父亲当年留这张名片，就是为了有一天能证明这件事。
吴会长把那张名片收进抽屉里。抽屉关上的声音很轻。他沉默了很久，问阿耀想要什么。
阿耀说不是他想要什么，是红山集团欠他父亲的，欠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红山集团是纸老虎，只要有人先捅破那层纸，里面就是空的。吴会长不用出面，只需要把合同复印件的伪造鉴定结论通过报社发出去，剩下的自然有人推。
吴会长重新站到窗前，背对阿耀。窗外停车场上，护卫队员们正在换岗，重型运输车的引擎声隐隐传进来。他看了很久，然后按下桌上对讲机的按钮。“通知报社，商会护卫队总部确认档案中的部分合同印鉴系伪造，鉴定报告今天上午送到。”对讲机里副手的声音简短地回了一声“是”。他切换到另一个频率，“全部哨卡，拆除医院所有外围管控线，只留正门岗哨。”
对讲机那头传来两声确认。吴会长把对讲机放回去，转过身来。
“你父亲当年在边境救过我。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尉官，跟错了人，差点被自己人毙了。你父亲把我从禁闭室里拉出来，用他自己的身份给我做了担保。我欠他一条命。”他的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些，“这么多年我一直想还他。今天还了。”
阿耀站在门口，背对吴会长，没有回头。沉默了片刻，说了两个字——“收到。”然后推门出去了。
走廊里副手正在接电话，手里拿着那份来访登记表。阿耀从他身边经过时，副手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沈若琪跟在后面，背包里三份档案原件还在。她问阿耀刚才为什么不把原件给他。阿耀说他是要还他父亲的债，不是要帮我。债还完了，我们谁也不欠谁。他的立场和我不一样——今天他站在我这边是因为他欠我父亲的，不是因为他信我。以后他要站在另一边，我也不意外。
沈若琪没再追问。两个人穿过商会大楼的门厅，走出大门。澜州港的太阳已经升到半空了，照在那些重型运输车的篷布上，照在护卫队员肩上的徽章上，反着细碎的光。
阿耀站在商会大楼门口，把手机掏出来，给狗叔发了条消息。消息很短，只有一句话——“红山的假章，今天见报。”发送键按下后，屏幕显示发送成功。这次回执来得很快，只有三个字——“知道了。”狗叔的信号恢复了。阿耀把手机收起来，说下一个——铁鲨帮。程兆丰已经去了报社，等鉴定报告见报，铁鲨帮那份假合同也会一起曝光。红山集团欠了两家的债，同一天还。
沈若琪把手机地图打开，说程兆丰的人在报社等了一个多小时，把合同复印件交给编辑就走了。编辑看完两份合同，发现是同一枚假章，刚给阿耀发了一条加密消息，说号外已经排好版，标题是——“红山伪造两家私章，吴程联手撕开幕布。”阿耀把手机收起来，说还差最后一个人——老周头还没回来。他摊位上那台收音机的电源灯灭了，该有人去把它重新打开。沈若琪跟上他，两个人沿着城北的老街往旧街场的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