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八号，火车终于到达了京城火车站。
王建新背着行李，拎着帆布包，下了火车。站台上人来人往，操着各种口音的人挤来挤去。他跟着人流出了站，先去托运处取了自行车。自行车完好无损。
他把背包绑在后座上，帆布包挂在车把上，骑上自行车，出了火车站。
北京，他回来了。
街上跟他记忆里的完全不一样。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没有霓虹灯。路不宽，两边是灰砖房，有的墙上刷着标语。街上跑的最多的是自行车，偶尔有一辆公共汽车，冒着黑烟。人们穿着灰扑扑的，蓝的、灰的、绿的，没有鲜艳的颜色。
但王建新看着这一切，觉得很亲切。这是七十年代的北京，是他父母生活的北京，是他小妹长大的北京。他一边骑一边看，看到什么都好奇——路边的国营商店、副食店、邮局、粮店，排着队买菜的市民，穿着白围裙的售货员，推着车卖冰棍的老太太。
他骑得不快，一边走一边认路。凭记忆，往北半截胡同的方向慢慢骑去。
快中午的时候，终于快到达北半截胡同了。他在胡同口停下来，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从空间里取出四个大布口袋。
这四个口袋他提前准备好了。一个装的是风干肉、牛肉干，满满一袋子，得有二十来斤。一个装的是奶疙瘩、奶豆腐、奶皮、炒米，好几块砖茶，这些都是用小布袋分装的，还有六张狼皮卷得紧紧的，把这个袋子也撑得满满的。另一个袋子是用油纸包裹着的羊肉、牛肉，满满一布袋，最后一个袋子里装着全是羊皮，熟好的，软乎乎的，卷成一卷一卷的。
他把四个袋子用绳子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左右各两个，摞得高高的。行李包挂在车把上，背包背在身上。自行车被他弄得像个移动的货摊。
“空间里的好东西太多了，但是没有合适的理由拿出来，只能以后慢慢想办法了。”王建新看了看那四个袋子，又看了看自行车。这年月虽然吃的不好，但是都能吃饱。而且他家条件还算不错——父亲是四级电工，大哥开车，二哥在工厂，虽然不富裕，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带回来的这些东西，算是给家里添点油水。
王建新骑上自行车，拐进了北半截胡同。
胡同很窄，院子里全是私搭乱建的小棚子，地上坑坑洼洼的，有积水，有垃圾。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头顶上纵横交错。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味和炒菜味。
王建新家在一个大杂院里。当到达这个大杂院门口时，即使脑海中有印象，但亲眼见到这个私搭乱盖、挤得满满当当的四合院，还是被小小的震撼了一下。
真挤啊。
院子本来就不大，被各种小棚子、煤池子、鸡窝占得满满当当的，只剩下一条窄窄的过道。晾衣绳上挂着各种衣服、床单、尿布，花花绿绿的，风一吹就飘。几个小孩在院子里追跑打闹，尖叫声此起彼伏。
王建新正打量着四合院，住在前院的王大妈端着一盆水出来了。她看见一个穿着干部军装的年轻人推着自行车站在院门口，车上绑着大包小包，眯着眼睛看了好几眼。
“是建新吗？”王大妈揉了揉眼睛，凑近了看，“是你吗？长高了、壮了，也晒黑了。”
“王大妈，是我。”王建新笑着打招呼。根据记忆，这是前院的王大妈，跟他妈关系不错，两家经常来往。
“哎呦喂，真是建新！”王大妈把盆往地上一放，嗓门大了起来，“前几天，革委会和部队来给送一等功，敲锣打鼓，好不热闹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你妈天天念叨你，念叨得我们耳朵都起茧子了。”
王建新笑了笑。
王大妈转身就朝院里喊：“凤兰！凤兰！你快出来，你看看谁回来了？”
喊了两嗓子，院里有了动静。
不一会，只见母亲李凤兰擦着手，疑惑地从后院走到了前院。她穿着蓝布褂子，围裙还没解，手上还沾着面粉。当看见院门口一身军装、背着行李、推着自行车的王建新时，她愣住了。
然后，她哭了出来。
“妈——”王建新叫了一声。
李凤兰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一把抱住儿子，呜呜地哭。她抱着王建新，眼泪止不住地流，嘴里念叨着：“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王建新被母亲抱着，鼻子也酸了。他拍了拍母亲的背，说：“妈，我回来了，别哭了。”
街坊们听到动静，出来了好几个。刘大妈、张大妈、李大妈，都围了过来。大家七嘴八舌地劝着。
“好了好了，凤兰不要哭了，三子这不是回来了吗？”
“赶快带三子回家，孩子肯定累了，这一路风尘仆仆的。”
“哎呦，你看这身军装，真精神！四个兜的，当官了！”
李凤兰这才收住哭声，松开王建新，用手背擦了擦眼泪。她仔细打量着儿子——长高了，走的时候才到她耳朵，现在比她高出一个头了。长壮了，以前瘦得跟麻杆似的，现在肩膀宽了，胳膊粗了。也晒黑了，黑红黑红的，一看就是在草原上风吹日晒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