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事拖拉不行——有期限，有账簿，到期完不成，如实申报还行，不如实申报，论罪处罚。
敷衍了事不行——有六科稽查，有御史台汇总，你敷衍了事，六科查出来弹劾你，御史台查出来也弹劾你。
虚报瞒报不行——六科查六部，御史台查地方，六科和御史台互相盯着，谁都不敢包庇谁。你虚报瞒报，别人查出来就是你的罪证。
推诿扯皮不行——每一件事都落到具体的人头上，推给谁？推给六科？六科不接。推给御史台？御史台不理。推给皇帝？皇帝在御案上看着你呢。
什么都不干更不行——账簿上写着你要干的事，到期一看，什么都没干。六科稽查，御史台汇总，皇帝御览——你什么都不干，就是在告诉皇帝：我懒政，我怠工，我吃白饭。
朱厚照靠在椅背上，目光扫过跪了一地的文官。
他看着那些低垂的头颅，看着那些发抖的肩膀，看着那些攥紧笏板的手指，没有催促，没有呵斥，没有说“你们听懂了没有”，只是靠在椅背上，等着，等着他们消化，等着他们接受，等着他们认命。
然后他开口了。
“还有谁要说话吗？”
这句话，很轻，很淡，像是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但谁都知道，这不是在问“还有没有人想提意见”，这是在问“还有没有人想反对”。
殿内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敢说话。
因为谁都知道，这个考成法，谁也反对不了。
反对什么？
反对“立限责事”？
那不是应该的吗？
每一件事都应该有个期限，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反对“以事责人”？
那不是应该的吗？
谁做的事谁负责，这不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吗？
反对“务责实效”？
那不是应该的吗？
做一件事就要看到结果，这不是最基本的常识吗？
每一句都是对的，每一条都是应该的，每一个字都是无可辩驳的。
谁反对，谁就是反对效率；谁反对，谁就是反对责任；谁反对，谁就是反对结果。谁反对，谁就是在说——我就喜欢拖拉，我就喜欢推诿，我就喜欢什么都不干。
没有人敢说这种话。
所以没有人敢反对。
朱厚照等了片刻，确认没有人要说话，然后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定了。”
朱厚照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在场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六个字背后，是几百年来最严苛的官员考核制度，是从今天起悬在每一个文官头上的那把刀。
“吏部——考成法的执行，由吏部总牵头。各级官员的考核结果，吏部汇总归档，作为升迁降黜的依据，焦芳。”
焦芳听到自己的名字，身体微微一震，随即应道：
“臣，遵旨。”
朱厚照点了点头，目光从焦芳身上移开，落在户部尚书王鏊身上。
“户部——各省赋税补缴进度，逐月登记在考成账簿上。六科稽查、御史台汇总，都要以户部的清册为准，王鏊。”
王鏊从文官队列中走出来，走到焦芳旁边，面朝御座，深深一揖。
“臣，遵旨。”
他的声音比焦芳稳一些，但那份稳当之下，藏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无奈，是认命，还是别的什么，没有人说得清。
朱厚照的目光移向礼部尚书张昇。
“礼部——科举名额分配，以各省考成账簿上的赋税完成情况为依据。没有完成赋税任务的省，一个名额都不能多给。张昇。”
张昇跪在地上，脸色白得像纸。
他是礼部尚书，掌天下礼仪、祭祀、科举、藩属。
科举是他手里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取士名额的分配，是他和各省博弈的最大筹码。
但现在，皇帝把科举名额和赋税挂钩，这个筹码就不在他手里了。
在户部手里，在各省手里，在皇帝手里。
不在他手里。
他的嘴唇微微颤抖，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闭上了嘴。
“臣，遵旨。”
他的声音沙哑，低得几乎听不见。但殿内太安静了，再低的声音也清清楚楚。
朱厚照的目光移向刑部尚书屠勋。
“刑部——积压案件审理进度，同样纳入考成。逐月登记，按期完成。完不成的，如实申报，否则论罪。屠勋。”
屠勋从文官队列中走出来，走到张昇旁边，面朝御座，深深一揖。
“臣，遵旨。”
朱厚照的目光移向御史台卿梁储。
“御史台——汇总地方考核，每半年送六科稽查、呈朕御览。御史台自己若是敷衍了事，朕连御史台一起问罪。梁储。”
梁储从文官队列中走出来，走到屠勋旁边，面朝御座，深深一揖。
他的动作很慢，每一步都很慢，像是踩在棉花上。他的脸色很难看，不是惨白，是灰白，像是一张被揉皱了的纸，上面写满了疲惫和无奈。
“臣，遵旨。”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朱厚照的目光最后落在六科都给事中们身上。
“六科——稽查六部，每半年报一次结果。稽查要实，查出来什么就是什么。谁敢包庇，朕办谁，六科的给事中们。”
六科都给事中们走到梁储身后，一字排开，面朝御座，齐齐深深一揖。
“臣等，遵旨。”
一众都给事中的声音参差不齐，有的洪亮，有的微弱，有的发颤，有的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紧张，像是在用最后的力气挤出这几个字。
看着一众文官苦大仇深的模样，朱厚照嘴角微微翘起，露出一个几乎看不见的笑容。
这个考成法，实际上就是前世张居正的考成法。
张居正能够改革成功，最重要的便是他推行了考成法，将文武百官抽的像陀螺一样转。
而他后续要深入落实各种改革，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官僚系统是不行的。
所以他将张居正的考成法改了改，然后拿来自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