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此一役，为祸大唐北疆百年的回鹘边患彻底根除，北部边境战火平息、百姓安居，迎来了三十余年的长久安定，为会昌中兴创造了稳固的边防环境。
在内政经济层面，为充盈国库、整顿吏治、振兴国力，武宗与李德裕推行开源节流双重改革，精准破除晚唐财政积弊。
开源方面，最核心的举措便是会昌灭佛。中唐以来，佛教势力极速膨胀，天下佛寺遍布各地，寺院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大量兼并良田沃土，数十万僧尼、寺院奴婢不事生产、逃避赋税徭役，导致国家税源流失、土地兼并严重、百姓负担加剧，严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
加之武宗早年便笃信道教，宠信道士赵归真、刘元靖等人，二人屡次进言劝谏，细数佛教泛滥之弊、佛道冲突之害，恳请朝廷整饬佛门、禁抑浮屠。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武宗决意推行灭佛新政。
会昌五年（845年），武宗正式下诏大举拆毁天下佛寺、规整佛门规制。此次新政力度空前、遍及全国，天下大小佛寺尽数拆毁，强制二十六万余名僧尼还俗归农，投入农业生产；清查收纳寺院奴婢十五万人，编入民籍、承担赋税徭役；同时全面没收寺院霸占的海量土地、金银铜器与财物田产，悉数归入国库。
会昌灭佛的推行，极大盘活了国家土地与人力资源，大幅扩充了朝廷税源、徭役来源，有效遏制了土地兼并乱象，充盈了空虚的国库，极大巩固了中央财政与中央集权，成为会昌中兴最重要的开源举措。
但此次新政亦存在显著弊端：大规模强行拆毁寺院、捣毁佛像、收缴财物，造成了大量古建筑、佛经典籍、佛教文物的永久性损毁，民间经济与寺院附属产业也遭受冲击，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更为遗憾的是，唐武宗驾崩后，唐懿宗即位便即刻恢复佛法、纵容佛教再度兴盛，此前灭佛积累的财政红利尽数流失，前期改革付出的经济、文化代价付诸东流，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隐性损失。
节流层面，李德裕针对晚唐官僚冗余、机构臃肿、俸禄耗巨的顽疾，推行大刀阔斧的吏治精简改革。晚唐历经数朝积弊，朝堂内外冗官、闲官、虚职泛滥，大量官员尸位素餐、无功食禄，极大消耗国家财政，加重百姓赋税负担。
会昌四年（844年），李德裕精准核查全国官吏编制，从严裁汰冗余官职、罢免闲散官员，一次性裁撤各级官吏两千余人。此次裁官精简力度极大，直接精简了官僚体系、肃清尸位素餐的庸官冗员，大幅缩减了朝廷的俸禄开支与行政成本，减轻了国库财政压力，同时提升了朝堂行政效率，让吏治愈发清明务实。
唐武宗在位的会昌年间，君臣同心、内修政务、外固边防：对内平定藩镇叛乱、裁汰冗官、整顿吏治、充盈国库；对外大破回鹘、收复北疆、安定边境；同时遏制宗教泛滥、强化中央集权，彻底扭转了晚唐持续衰败的颓势。
这一段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国力回升、边患平息的平稳兴盛时期，乱象尽除、百业复苏，是晚唐最为难得的中兴盛世，被后世史学家郑重誉为会昌中兴，成为大唐王朝落幕之前最后一抹辉煌的盛世余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