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李炎，初名李瀍，登基后方更名李炎，其改名缘由与晚年服食丹药、求长生却终究崩逝的结局紧密相关，具体始末详见“服丹而崩”篇目记载。他生于唐宪宗元和九年六月十二日，即公元814年7月2日，降生在长安皇宫东宫之中，是唐穆宗李恒的第五子，生母为端庄贤肃、身后得封的宣懿皇后韦氏，亦是唐文宗李昂的同父幼弟。
彼时正值元和中兴的尾声，宪宗励精图治、平定藩镇的余威尚在，朝堂风气尚且整肃，皇室宗亲地位尊崇。身为穆宗幼子，李炎自幼长于深宫，远离储位纷争，年少时并无显赫的特殊待遇，也未被朝野视作帝王备选，得以在相对安然的环境中成长。
长庆元年（821年），唐穆宗大封皇子，年仅七岁的李炎依皇室规制受封颍王。穆宗在位沉溺游乐、怠于朝政，朝堂奢靡之风盛行，宦官势力悄然滋长，藩镇隐患复燃，大唐中兴的势头迅速消退。幼年的李炎亲历朝局变迁，虽身居藩王之位，却始终低调自持，蛰伏于诸王之中，不事张扬。
历经穆宗驾崩、敬宗继位又遇弑的朝局动荡后，其兄唐文宗李昂登基，改元开成。开成年间（836年—840年），文宗为笼络皇室宗亲、稳固宗室格局，对诸位皇弟加官晋爵。已然成年的颍王李炎，获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吏部尚书两大殊荣。这两项官职虽多为荣誉虚衔，无实际朝堂治事职权，却让李炎跻身高阶宗室行列，拥有了正式的朝堂身份与朝会资格，为其日后仓促继位埋下了伏笔。
唐文宗在位期间，一生深陷储位不定、子嗣凋零的困境，皇权传承的反复波折，最终酿成了晚唐著名的朝堂更迭风波。文宗登基之初，念及兄长唐敬宗早逝、子嗣尚幼，一度属意传位于敬宗长子、晋王李普，将其视作最佳储君，悉心培养，寄予厚望。奈何天不假年，太和二年（828年）六月，年仅五岁的晋王李普不幸夭折。文宗痛失预定储嗣，悲痛万分，破例追封其为皇太子，足见眷顾之情。
储位悬空四年，朝堂人心浮动，朝野屡请立储以安社稷。太和六年（832年）十月，文宗终于册立自己的嫡子鲁王李永为皇太子。李永天资尚可，行事恭谨，本可稳定国本，稳住动荡的朝局，可储位安稳不过数年，变故再起。开成三年（838年）十月，太子李永骤然暴毙，死因蹊跷，朝野议论纷纷。接连痛失子嗣与储君的文宗，遭受巨大的精神打击，终日郁郁寡欢，自此缠绵病榻，身体与心力彻底衰败，大唐的储位危机再度爆发。
久病缠身的文宗，晚年愈发优柔寡断，后宫与朝堂的势力博弈愈发激烈。开成四年（839年）十月，文宗宠爱的杨贤妃为稳固自身地位，暗中运作，屡次进言，恳请文宗立其亲弟、安王李溶为皇太子。此事遭到朝中多数大臣的反对，群臣以“立储当循礼制、以正统为先”力谏，文宗亦顾虑宗室舆论与朝堂非议，最终驳回了杨妃的请求。
权衡各方势力后，文宗选定唐敬宗第六子、陈王李成美为新任储君。李成美血脉正统、性情温和，是彼时最合礼制的储位人选。文宗已然敲定储君人选，拟定册立章程，只待择良辰举行正式册立大典，彻底安定国本。可天有不测风云，册礼尚未施行，文宗病情急剧恶化，卧床不起，无法临朝亲政。皇权悬空、储位未定的局面，瞬间引爆了晚唐朝堂最激烈的权力之争，宦官、宰相、宗室三方势力相互角逐，暗流汹涌。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初二，深知自己大限将至的唐文宗，为避免皇权旁落、宦官干政，暗中下密诏，命中枢枢密使刘弘逸、当朝宰相李珏为首的文臣集团，辅佐陈王李成美监国总理朝政，意图以文臣辅政、正统继位的方式，平稳完成皇权交接，遏制日益膨胀的宦官势力。
然而此时的宦官集团早已掌控宫禁兵权，势力根深蒂固。时任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的仇士良、鱼弘志，是把持宫廷禁军、操控宫闱事务的权宦，二人素来贪权嗜利，一心想要掌控新帝拥立大权，借此攫取滔天权势、稳固自身地位。得知文宗密诏后，二人深知陈王李成美由文臣拥立，一旦登基，必然重用宰相、打压宦官，自身权势将荡然无存。
于是二人当即密谋，蓄意篡改朝局，以“陈王年幼体弱、久病缠身，不足以担当社稷重任、统领天下”为借口，公然否定文宗遗诏，强行提出重选皇室子弟册立为储。宰相李珏率文武百官据理力争，援引先帝遗诏、祖宗礼制，痛斥宦官干政、僭越皇权，言辞恳切刚正。但彼时神策军掌控皇宫内外，兵权尽在仇士良、鱼弘志之手，文臣手无兵权，空有礼法道义，根本无力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