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夜，大明宫中灯火诡异，人影幢幢。
宦官集团伪造帝王遗诏，以朱笔篡改天命。他们公然废黜早已议定的太子李成美，贬为陈王，强行拥立颍王李炎为皇太弟，全权处置军国大政、承继大统。那一纸伪诏，墨迹未干，便盖上了皇帝的玉玺——那玉玺，本是皇权的象征，如今却沦为宦官作伪的工具。
随后，神策军甲士簇拥着颍王李炎，强行登临朝堂、接见百官。百官震恐，无人敢问真伪；朝堂之上，只有宦官尖利的嗓音宣读着"遗诏"，只有铁甲碰撞的铿锵声回荡于殿宇之间。悍然完成废立大事，大唐的皇位传承，在刀锋与谎言中完成了最肮脏的一次交接。
病重垂危、无力挣扎的唐文宗李昂，听闻宦官矫诏废储、擅立帝王。
他躺在龙榻上，睁大浑浊的双眼，望着帐顶的蟠龙纹饰，嘴角抽搐，却发不出声音。他想要怒吼，想要斥骂，想要挣扎着爬起来，想要最后一次行使帝王的权威——然而，他连抬起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
深知大势已去、皇权彻底覆灭，却无可奈何、无力阻拦。这位曾经梦想着超越贞观、中兴大唐的皇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连自己的继承人都保护不了。他闭上眼睛，泪水从眼角滑落，渗入锦枕之中。
满朝文武畏惧宦党威势、无人敢谏、无人敢争。杨嗣复、李珏虽有托孤之命，却无力回天；刘弘逸、薛季棱虽有传旨之责，却自身难保。满朝朱紫，眼睁睁看着皇权旁落、奸宦乱统，或低头掩面，或噤若寒蝉。
开成五年正月初四（公元840年2月10日），雪落长安，天地同悲。
一生勤政求治、立志中兴、诛宦报国，却屡遭挫败、受制家奴、满心悲怆的唐文宗李昂，带着无尽遗憾与毕生屈辱，崩于长安大明宫太和殿，终年三十三岁。
三十三岁，正是春秋鼎盛之年。太宗皇帝三十三岁已平定天下、开创贞观；而文宗李昂，却在三十三岁的年纪，带着满腔未竟之志，含恨而终。他死时，身边没有忠臣环绕，没有继承人送终，只有宦官冷漠的目光和窗外簌簌的落雪声。
朝廷追谥其为元圣昭献孝皇帝，庙号文宗，最终葬于章陵。"文宗"之号，"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本是美谥；然而置于李昂身上，却透着无尽的讽刺——他有文治之心，却无文治之实；他有宗庙之尊，却无宗庙之权。
章陵位于今陕西省富平县西北，依山为陵，规模宏大却荒凉寂寥。千年之后，那里只剩下断碑残碣，荒草萋萋，诉说着一个帝王未竟的梦想。
纵观文宗一生，性本仁明、勤于政事、仰慕贞观、志除宦祸、有心中兴、无力回天。
他是晚唐最清醒、最努力、也最悲情的帝王。清醒，在于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看到了宦官专权的祸患，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理解大唐积弊的根源；努力，在于他从登基之初便不曾懈怠，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直至最后一刻；悲情，在于他所有的努力都化为泡影，所有的梦想都成空，所有的热血都冷却于宦官的刀锋之下。
生于乱世、困于宦权、身负国耻、胸怀壮志，却终究不敌积重难返的晚唐颓势与滔天宦权。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大唐的宦官之祸，自玄宗高力士始，经德宗鱼朝恩神策军之设，至文宗朝已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非一人之力可除，非一朝之功可革。
空有明君之心、毫无明君之运，终成千古憾事。
后世读史者，每至文宗事，未尝不掩卷长叹。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评曰："文宗恭俭儒雅，出于天性，而受制于家奴，自比周赧、汉献，悲夫！"这一声"悲夫"，穿越千年，仍令人扼腕。
若文宗生于贞观之世，或可为守成之贤君；若文宗遇于开元之际，或可为中兴之英主。然而，历史没有如果。他生于晚唐的衰世，困于宦官的罗网，最终以三十三岁的年华，成为大唐皇权崩塌的见证者与殉葬者。
甘露之变后的十余年间，仇士良等宦官仍把持朝政，废立皇帝如儿戏。文宗之后，武宗、宣宗、懿宗、僖宗，一代代帝王在宦官的操控下登基、驾崩，如同走马灯上的傀儡。直至黄巢之乱席卷天下，朱温入长安尽诛宦官，这一延续百年的宦祸才告终结——然而，大唐的命脉，也在那一系列动荡中消耗殆尽。
文宗李昂，这位曾梦想着"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去宦官尤难"的帝王，终究未能去除任何一个"难"。他带着"受制于家奴"的千古长叹，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只留下一座荒凉的章陵，和一声穿越千年的悲鸣。
大唐，这个曾经万国来朝、气象万千的帝国，在文宗之后，只剩下落日余晖，等待着最后的夜幕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