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6月，的里雅斯特
马蒂奇决定在六月中旬离开。
不是突然决定的。他想了好几个月，从春天想到夏天，从杏花想到海鸥。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听着海浪声，想着克罗地亚的妹妹，想着那片二十年没回去的土地，想着自己这只有一只手的老兵，还能不能种出土豆。
终于有一天早上，他走进莱奥的房间，把一份退休申请放在桌上。
“签个字。你是长官。”
莱奥看着那份申请，看了很久。
“军士长，您想好了？”
“想好了。”
“不后悔？”
“后悔也来不及了。火车票都买了。”
莱奥拿起笔，签了字。他的手很稳，但签完之后，把笔放下，站起来，伸出手。
马蒂奇用他唯一的那只手握住了。
“谢谢您，军士长。”
“谢什么？”
“谢您教我擦炮、说克罗地亚语、看天气。谢您没让我变成一个只会写报告的军官。”
马蒂奇笑了。“你本来就不是。你跟你父亲一样，是个疯子。”
“疯子好。疯子不会麻木。”
他们站在营房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窗外的海风把窗帘吹得鼓起来，像一面白色的旗。
“莱奥，”马蒂奇说，“我走了之后，炮台就交给你了。施密特帮你。雅各布帮你。那个小家伙，保罗，也会帮你。”
“他帮不了。他太小。”
“他小，但他的脑子大。他以后会比你们所有人都厉害。”
莱奥点了点头。“我会照顾他。”
“我知道。你不说我也知道。”
马蒂奇松开手，转身走了。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丈量什么。
莱奥站在营房里，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一件事——他从来没有问过马蒂奇，他叫什么名字。
不是姓，是名。
马蒂奇是姓。他叫什么？
他追出去。
“军士长，您叫什么名字？”
马蒂奇停下来，转过身，笑了。“我叫伊万。伊万·马蒂奇。”
“伊万。我记住了。”
马蒂奇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这一次，他没有回头。
马蒂奇离开的那天，炮台所有人都在。
施密特帮他提行李。行李很简单——一个旧皮箱，里面装着几件衣服、一把烟斗、一包烟丝，还有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婴儿，站在一座石头房子前面。
“这是谁？”施密特问。
“我妹妹。二十年前拍的。现在她老了，孩子也大了。”
“您没见过那个孩子？”
“没有。但我见过照片。她寄过。”
施密特把照片小心地放回皮箱，拉好拉链。
保罗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那个电动机。他把电动机递给马蒂奇。
“军士长，这个送给您。”
马蒂奇接过电动机，看了看。“这不是你的宝贝吗？”
“是宝贝。但您也是宝贝。宝贝送宝贝。”
马蒂奇笑了。他用一只手把电动机放进口袋，然后蹲下来，看着保罗的眼睛。
“小家伙，你以后会造出飞机的。”
“会。”
“造出来了，飞到我妹妹家。她在克罗地亚，海边。你从天上就能看到。”
“好。我飞过去，您给我做饭。”
“我做。克罗地亚菜，很辣。”
“我不怕辣了。我练过了。”
马蒂奇笑了，站起来，拍了拍保罗的头。然后他转身，上了马车。
马车启动了。保罗追了几步，停下来，站在路边，看着马车越走越远。
“科恩先生，”他说，“军士长走了。”
“走了。”
“他会回来吗？”
“不知道。也许不会。”
保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我以后去克罗地亚看他。”
“好。我陪你去。”
他们站在路边，看着马车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海鸥在头顶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
维也纳，伊洛娜的公寓。
六月的维也纳，天气开始热了。伊洛娜把窗户开到最大，让风灌进来，吹散房间里积攒了一整天的热气。桌上摊着第五篇报道的稿纸——《安全》，她写的是工厂里的安全设施。她采访了十几个工人，每个人都跟她讲了事故。断手、断脚、断手指、被烫伤、被化学品熏瞎眼睛。她把那些故事写进报道，不加修饰，不加评论，只是如实记录。